局长称城管被“妖魔化”媒体：弥合官民对话鸿沟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城管在政府机构里面，大概是最受非议的一个部门了。小贩和城管，就像蛋和墙的关系，人们总是会说，假如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会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有的人还会加一句以示情感的着重：“无论高墙多么正确，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这种立场先行的态度其实不应该提倡。

　　近日，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接受南方日报采访，表达了他对城管被“妖魔化”的看法：“在众多城管‘打人’或‘被打’事件中，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明显呈两极分化，公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代表弱势一方的小贩，哪怕是城管被小贩砍得几乎丧命，民众也对小贩持同情态度，可见代表政府的城管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已‘被妖魔化’，‘城管’这个词已经被网络‘污名化’，成为土匪、强盗、坏人的代名词。这除了有工作人员存在执法过当、语言欠妥、行为粗暴等原因，更是因为长期社会矛盾形成的积怨无处发泄，民众的矛头虽然指向城管，但发泄的是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气。”

　　这段话值得全文照录，因为这位局长先生讲得确实公允，既无溢美，也无隐恶，还是讲出了一些实情的。如果认为这既有辩护又有反思的态度算是不偏不倚的话，那么，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便值得克服立场先行的思想惰性，好好探究一番了。

　　在今天的都市生活中，规模化的城镇化之后，就面临着便利和市容整洁的矛盾。随着广州城中村的改造，在市中心，已经甚少再看见“石牌村”那样的低廉生活区了。但城市新移民们对便利和廉价的生活需求并不会随着城中村而消失。有需求的地方，就有供应，于是，诞生了大量的小贩。他们或占据天桥，或临街占道，或穿行于地铁，总是，人流密集之处，必有小摊小贩的身影。

　　如何管理这些流动性极强的摊贩，的确是城市化进程中新的项目：它不同于过去乡村社会自给自足的小作坊小市场模式，它的确挑战着城市规模化程序化管理的固有套路。如果彻底不管，放任自流，那么，由于城市不同于乡村的熟人社会，小摊小贩难以规范自己，的确可能在方便部分人的同时又影响了另一些人的日常生活。谁都想下楼几步路就可以吃上几串烧烤，一碗夜粥，但是，谁都不想自己的卧室窗户被楼下的摊贩们烟熏火燎地烤着。因此，小贩与市民之间既爱又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着的。

　　而小贩与城管，则被舆论普遍塑造成为天敌，类似老鼠与猫的故事。如危伟汉局长所言，既有执法过当，行为粗暴等原因，也有社会积怨累积的因素。另外，可能更为直观的原因就是，城管是少数需要当街“办案”的单位，然而，它又不是警察，缺乏警察的法律权威和行为规范，因此，城管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机构，也成为了民众得以直接发泄不满情绪的执法形象代表。

　　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是，我发现危伟汉局长接受采访时的谈话风格乃至论述内容，其理念到实际操作方向，已经与多数批评城管的民众、专家平时所述极为相近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官民之间的话语鸿沟已经快速被信息的共享弥合着了。我尤其惊讶于这位局长先生对台湾经验的侃侃而谈，这一丰富的视野和开放性的思路，和公共空间里的意见领袖、专家提供的城市治理方略并无根本性差异了。那么，剩下的恐怕就是如何更好地启动官民协同治理的机制，将现有困境与城市治理的具体规划整合起来，谋求可操作的执法细则。

　　当然，我很同意危伟汉局长所言的，台湾“灯光夜市”的经验无法完全照搬。中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流动人口管理，这也是当前为何一再提及城镇化进程未来方向应该在于人的城市化，而非基础建设的“大干快上”的原因，也就是说，只有当小摊小贩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我们的市民社会的一员时，他们在便民的同时，也会更加自觉地避免扰民——不要忽略了“身份认同”对公民素养的潜在影响和重要作用。

　　(彭晓芸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