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预嘱”引发争议 网友担心会导致消极救治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是选择上呼吸机“痛苦地”维持生命，还是“有尊严”地死去呢？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近期成立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通过推广使用“生前预嘱”，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在生命尽头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力，需要被认识和维护。“生前预嘱”的话题再次引起人们对“尊严死”与“赖活着”的讨论。

　　给病人选择亡的权利

　　7月31日，记者采访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相关负责人和医院专家等。一位医生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一位85岁的女性病人因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入院，病史资料和相关检查显示她患有肺癌，且已广泛转移。入院时，病人已处于昏迷状态。在家属的要求下，医院进行了积极抢救，予以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等。然而，病人病情始终没好转，一直昏迷，直到2个月后死亡。后来，在和家属的交流中，医生得知病人在发病前曾表示不愿意接受各种有创抢救措施，希望能“安静地离去”。

　　记者在采访时，多位医院专家表示，生命支持系统看上去是延长了人的寿命，但它在耗费了巨额钱财后，到底使临终者的生命质量提高还是降低了，对这个问题，即使在医疗界也存在巨大争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表示，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正在寻找保持临终尊严的办法，而“生前预嘱”能帮助人们实现这种愿望。

　　郝新平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不久，“但我们的‘选择与尊严’网站于2006年开始运行，网站上有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目前注册的有9000多人”。

　　记者登录“选择与尊严”网站，在“生前预嘱十讲”里有这样一段描述：“生前预嘱”通常是一份表格化文件，当事人对列出的内容进行选择，既可以说明自己不要什么，如临终时的心肺复苏术、气管插管，也可以说明自己要什么，如充分止痛、舒适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说，生前预嘱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尊严死”。可以让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安排好身后事，提出想法和要求，不至于在意识丧失的时候任人摆布。郝新平认为，有尊严地死，这是一种生命权利。

　　“尊严死”是否会导致消极救治？

　　记者在采访时，有人表示，确实有部分抢救无望的病人，强行延长生命不但徒增患者痛苦，还可能因经济压力拖垮患者家庭。然而，这个“尊严死”是否会被恶意利用还有待观察。有人担心，倡导让患者“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可能会导致病人家属或医生对病人消极救治。

　　凌锋说，“生前预嘱”是放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给患者的家人看的。患者的家人届时可以向医生出示，要求按照病人的“生前预嘱”去做。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医生要判断患者的病情的确是不可救了，如果患者还有被救活的可能性，那么即便家人出示了“预嘱”，也不可以按照“预嘱”来做。

　　中华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顾晋说，只有患者在清醒的状态下通过登记写下“预嘱”，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不再需要通过特殊的医疗护理来维持生命，且患者在意识不清楚的状态下，其家属也同意停止治疗，医生才会放弃治疗。

　　有人提出疑问，如果有人20岁时写下“生前预嘱”，其80岁临终前，他当时写的遭遇的疾病也许由于医学的进步完全可以救治，那怎么办？记者了解到，“选择与尊严”网站上注册用户写的“生前预嘱”，本人可以随时更改。

　　虽然有人对“尊严死”表示肯定，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医生采用“插管”等被认为增加患者痛苦的方式救治病人，可能会给患者带来短暂的痛苦，但能够延续患者的生命，甚至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医学奇迹。

　　“尊严死”要走的路还很长

　　提到“尊严死”，有人以为是“安乐死”。对此，郝新平说，“尊严死”是遵循患者在生前预嘱里填写的愿望，尊重患者对离世方式自主选择的尊严，是自然死亡。“安乐死”是通过打针、吃药等方式加速患者死亡。

　　顾晋说，“生前预嘱”的出现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也有必要推广，但由于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生前预嘱”的推广还需要具体的医学界定标准、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

　　有生命伦理学专家提出以下疑问：最常见的问题是病人家属内部意见不统一，这种情况下到底由谁决定是否应该给医生出示患者生前的“预嘱”；如何判定患者已“不可治愈，要‘尊严死’”，不同医院的专家可能水平不同，判定的结果可能不同。有法学专家提出，“生前预嘱”没有法律效力，如果医生按照病人的“预嘱”让病人“尊严死”，可能会增加医患冲突。

　　在民间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在我国“尊严死”的推广和完善，要走的道路依然很长。清华大学医院副院长王仲也表示，“生前预嘱”提倡人终结的过程是有尊严的。这体现了社会进步，但它的推广还需要时间，要社会接受还需要时间。(记者李亚红、杨慧、朱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