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诈死维权” 消费同情不是正义支点

　　8月3日下午，在武汉中山大道，十多名赤膊男子披麻戴孝，用门板抬“尸”并宣称城管打死人了，引发围观和网民声援。岂料没过多久，“死者”耐不住天热，竟又“复活”并趁乱逃跑。经查，抬“尸”示威，原系小贩一手策划。(8月4日《武汉晚报》)

　　近段时间，频陷暴力执法丑闻，已让城管动辄得咎。由此，“城管打死人”的街头痛诉，也能趁着城管话题发烧的“东风”，迅即聚拢眼球；而抬“尸”抗议，则颇具视觉冲击，也难免引起舆论义愤——看上去，它像是临武瓜农之死的翻版，且有“尸”为证，难容否认。

　　只不过，炎热天气不作美。小贩意欲“装死”，却难耐酷暑，不得不“诈尸”逃逸，让事情一下子“穿帮”。悲剧顿时变闹剧，舆论指斥也矛头急转：从抨击城管执法粗痞化，转为谴责小贩作伪“演戏”，欺骗公众感情。

　　不得不说，抬“尸”示威的策划者，挺懂传播规律和舆论亢奋点：在周末闹市区，声讨“暴力执法”，本就有剧场效应；而抬“尸”控诉，既能切中忌惮“挟尸闹事”的维稳心态，又能激发人们的同情心。

　　“诈死维权”，是种表演性抗争手段。涉事小贩这么做，或不乏苦衷：因遭受不公待遇，抗诉遇挫，无奈之下，才祭出“诈死”法子。可即便如此，采取偷奸耍滑的手段，不仅不能获得公众认可，甚至应被鞭挞。

　　就算小贩的单向申述，都没掺水分，那“诈死”做法也不值得鼓励。城管若暴力执法，则应被究责。策划街头闹剧，聚众闹事，而非诉诸更优路径，或触犯法律，涉嫌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从社会后果上讲，将社会关注度作筹码，不惜使诈作伪，也是在消费公众的同情心，透支社会的信任资源。

　　而在城管形象蒙垢的语境中，“诈死维权”的误导性，也不言而喻。在真相不明的前提下，它渲染了猫鼠式角色对立，也加剧着公众对城管的固有成见。蓄意营造的紧张对峙氛围，无益于矛盾化解。到头来，假象被戳破，还会将自个推上舆论烤架。

　　当然，对此闹剧，官方在信息公开上的“反应迟钝”，也难辞过失。网民“误解”，极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演绎出舆情危机，遗憾的是，相关部门并无半点信息公开，这无法对接公众的知情需求，还可能助长流言纷飞。

　　据当地城管局表示，纠纷由头是闹事者占道经营已久，屡次劝阻不改。这与小贩的归因指向，有着不小的歧异：两者谁是谁非，也亟须厘清，而不能“经验先行”地作判断。但不管怎么说，“诈死维权”，并不可取。毕竟，消费公众同情心，甚至把它当成“扯线木偶”，绝非正义支点。(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