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奇忆述：于光远与广东二三事

　　9月26日，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在北京逝世，引发了各界对于这位“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深切怀念。

　　于光远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勤奋多产著称，在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均有开创性贡献，并参与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作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于光远与广东亦颇有渊源。为此，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于老的知交、91岁高龄的著名报人杨奇，听他追忆于老二三事。

　　于光远(1915—2013)

　　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

　　杨奇

　　生于1922年，著名报人。曾先后参与创办和主编香港《正报》、《华商报》，广东《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文革”后曾任广东省出版局局长，1988年接任香港《大公报》社长，1992年离休。

　　黄秋耘介绍相识

　　“文革”后多有往来

　　羊城晚报：您与于老何时开始有交往？

　　杨奇：于光远是我景仰的老前辈，我认识他是由于广东老作家黄秋耘的介绍。广州解放以后，黄秋耘先后在《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两家报社与我共事。他曾与我多次谈心，让我知道了于光远和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情形以及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情况。他还告诉我，于光远从1936年下半年起，曾经在广州的岭南大学物理系当助教。1937年初，中华民族先锋队(注释1)领导人李昌派遣黄秋耘南下发展民先组织，黄想起了自己的清华大学同学、当时又正在广州的于光远。后来于光远成为了民先广州分队部的负责人。

　　所以，于老早已是我心目中的“老革命”，但我更多地感受到他的教导和爱护，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当时我担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拜访他，听取教益。

　　羊城晚报：你们之间经常探讨些什么问题呢？

　　杨奇：我们分处京穗两地，他在百忙之中，也曾多次写信给我，并关注我主编的80万字的《香港概论》和我撰写的《香港智力阶级》等学术专著，也鼓励我继续研究香港问题。

　　不仅如此，我们也讨论当时的经济形势，他还关心我的身体健康。我保留着1994年1月20日于老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原文中有这些文字：

　　1月11日来信收到。看来你对你的身体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还是要尊重医嘱，坚持治疗和不使自己过劳，另一方面继续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而本人有趣味的事。相关问题是一个很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希望你不断取得研究成果。

　　对于大陆经济形势，我摸不透。你提的眼前三个问题，我与你可能有共同的看法、又有不全相同的看法。可是在信上也说不清楚。不知道何时可以面谈，而且一两次也还说不清楚。总之，还是邓公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近作一篇寄你一阅，但文章写得那么抽象，恐怕不能解决你提的问题。

　　广东出版“对批判的批判”

　　28天出书首印五万册

　　羊城晚报：在您与于老的交往中，比较为人所知的是那本书《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出版。这本书批判了自“大跃进”以至“文革”以来的一些错误经济理论，为后来一系列思想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拉开了序幕。出版的过程，想请您详细谈谈。

　　杨奇：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文革”十年浩劫终结，国内各领域都有待拨乱反正。而我1974年从肇庆地委宣传部长任上被调回省里，组织上分配我参与组建广东省出版局，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到“四人帮”垮台之时，我已经从事了两年多的图书出版工作。

　　12月下旬，我接到了于光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说：“在我主持之下，林子力和有林两人写了一本书，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注释2)的谬论进行批判。拿去人民日报刊登，他们说字数太多，不好办。拿去人民出版社，他们怕负责任，要作者写个保证书，保证如果出了问题由作者负责，并且还只能印500本。你们广东可不可以出版？”我果断回答：“当然可以。而且500本太少了，我想印50000本！”于老又说：“很好。北京要三个月才能出书，这就太慢了。你们怎样？”我稍一思索，盘算了一下当时这边的编辑、清校、印刷能力，说：“我可以兼做责任编辑，省掉几个编审环节，保证一个月印好。”于老最后高兴地说：“那好极了！就拜托广东出版啦！”

　　羊城晚报：这本书接下来编辑出版的过程顺利吗？

　　杨奇：出版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1977年春节一过，于光远便写信介绍林子力和有林来到广州，我安排他们住在从化温泉。最终定稿后，我直接审阅，直接发排，结果只用了28天，便出版了这本最后定名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书。当第一批书航寄到北京时，正值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委、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此书立即引起大家的重视，被认为是第一本从经济方面批判“四人帮”的理论著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最先叫秘书打电报到广东人民出版社订购一批，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秘书也随即致电订购。接着，各省市也纷纷来订购了。

　　羊城晚报：当时人们头脑当中极左经济观念还很普遍，这本开先河的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发的反响如何？

　　杨奇：据北京知名学者吴象在《经济学家林子力》一文中说：“当时的中央委员几乎人手一册，都仔细看了。胡耀邦、罗瑞卿等同志表示支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1977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本书的全文。翌年2-3月份，应听众要求，又重播了一次。人民出版社得知邓小平说过‘可以出版’之后，也改变了态度，主动和广东方面协商，议定由两家联合出版。又经过三个月修改补充，于1978年3月出版，第一版就印了14万册。”(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

　　羊城晚报：是的，这本书后来的版本在封面上出现了两家出版社的名称，这也显得挺不寻常。

　　杨奇：这里我还要补述一下，1976年12月，人民出版社不敢接下出版这部学术专著时，该社只有社长，没有总编辑，社长是不管书稿的。原来的社长曾彦修(他与于光远同是“老延安”，好朋友)，此时尚未“官复原职”。

　　后来人民出版社同我们商议，此前广东出的该书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版”，而1978年修订后正式推出的这个版本，就是由人民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署名出版的(如图1)。

　　香港回归前两月

　　研讨港深珠三角

　　互补新态势

　　羊城晚报：在您与于老的交往中，还有其他值得与读者分享的点滴吗？

　　杨奇：上面说过的出版一事过后，我同于老的交往更加密切些。另外，还有发生在香港回归之前的一件事，值得纪念，那就是1997年5月11日至13日，于光远在深圳市组织举办了一个名为“21世纪香港深圳珠江三角洲互补关系新态势”的学术研讨会。这是非常有眼光、有针对性的一次会议，也只有于老这样的“老革命”能组织得起来。我当时作为香港大公报的社长也参加了。

　　会议开幕之日，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前往致辞，认为这次研讨的意义十分重大，香港是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信息中心，但也面临着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第三产业的成本上升等问题，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和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使经济持续繁荣。

　　羊城晚报：那于老在会上发表了什么见解呢？

　　杨奇：他在会上作了《论香港回归后深圳、珠江三角洲与香港优势互补》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分为十二节，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首先指出，香港与深圳、珠三角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优势互补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要加深认识香港原有的优势，同时也要研究它的劣势。于老认为，只有实行“一国两制”，才能更好地发挥香港原有的优势。

　　我还记得，于老在他的报告第三节谈到香港的优势和劣势时，很谦虚地说：“我想介绍其中杨奇主编的《英国撤退前的香港》和施汉荣的《‘一国两制’与香港》。……这两位，尤其是杨奇，长期在香港工作，观察令人瞩目的‘香港现象’，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写了好几本著作。现在我就介绍一些他们的观点，不想自己发表什么见解了。杨、施两位都出席了这个会议，介绍得不恰当的地方我想他们是会向我提出的。”于老这种虚怀若谷和严谨务实的精神，让我们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

　　羊城晚报：您当时的论文主要讲什么内容？

　　杨奇：出席这次研讨会的著名专家学者很多，有于光远、杜润生、朱厚泽、陈鲁直、季崇威、张序三、封小云、郑佩玉等40人。每个出席者都提交了一篇学术论文。我虽是忝陪末座，也写了一篇约8000字的论文，题为《香港新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结构》。主要介绍了香港华人社会的三个阶级、香港地区性的政党和政治团体，也分析了香港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以及处理社会内部矛盾的大前提。我着重指出的是，回归之后必须警惕美国插手香港事务，今天看来没有讲错。

　　这次学术研讨会开过之后，北京海洋出版社很快就在当年6月份出版了16开本的论文集。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还为此书写了恩格斯的名言：“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在此次研讨会召开前一天(1997年5月10日)，香港大公报刚以《深圳香港将共富共荣》为题，刊载了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看香港回归和深港合作前景的专访，可见这个话题正是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热点。可以说，该次研讨会上所交流的经济思想、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对于后来深港两地以及香港和珠三角之间形成合作互补、共富共荣的新态势，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超短文”结集《碎思录》

　　胡耀邦题杜诗以赠

　　羊城晚报：您还提到手头有一本于老的“特别”的书。

　　杨奇：于老勤于思考和写作，我做了个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出版了85本以上的著作，这在图书馆大多可以找到。但我手头这本在香港出版，由他的100篇“超短文”编成的《碎思录》(如图2)，则鲜为人知，值得一记。

　　书是于老在1993年7月送给我的，书的引言之前有一份胡耀邦同志的亲笔题赠的彩色影印件。于老在《小引》中提到，1988年春，他到305医院拜望胡耀邦，回家后，他将自己积累起来的“超短文”用毛笔抄了38篇寄给胡耀邦。于光远在信中说：“过去写过不少‘青年修养’的文章。这些年，自己老了，当初的青年朋友也老了，想想自己，看看别人，深感‘老年修养’也是个大问题。这些篇可以看做属于‘老年修养’的范围。”没想到这些手抄稿寄出不久，他就收到了胡耀邦酬赠的题字：“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录杜甫诗句酬光远同志寄赠 胡耀邦 戊辰夏”(如图3)。

　　羊城晚报：于老的这种文体当时显得十分新鲜，现在还有人称之为网上“微博体”的先驱呢。

　　杨奇：《碎思录》确是“超短文”的结集，每篇少则几十字，多亦不过两百余字，也可以看做是于老为人处事的生活准则。

　　比如书中第一篇《无时不思 无日不写》中，他就写道：“不是警句，更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习惯。人各有特点，我的特点就是思考和写作。我感到世界上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思考了就想留个纪录，就去写。多年如此，养成了这个习惯。自己体会到，这种思和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

　　这些文字对于理解于光远其人都很有意义。

　　羊城晚报：这本书装帧也非常精美。

　　杨奇：是的，这本由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的《碎思录》，不仅在装帧设计和版面上采取了仿照线装书的形式，而且每一篇都由物理学家戈革按题目刻印(如图4-7)。戈革教授当时年逾七旬，奏刀刚健，古迈绝伦，给这本思想性读物增加了不少艺术性。而附在正文之前的胡耀邦亲笔题字，更是记载了他与于光远交往的一个细节。

　　【注 释】

　　1 中华民族先锋队

　　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是中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2月成立于北京，其组织成员共300人左右，分成36个分队。在抗日战争中，队员们积极参加抗战。后并入青年救国会。

　　2 “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曾疯狂地批判过所谓“唯生产力论”。如果按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把生产力看作是历史过程中“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一种庸俗的“生产力论”。而“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度成为反对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极左思想武器。

　　【附 录】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12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见稿寄给我，让我提意见。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是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我给起草文件的同志打电话，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

　　没过几天，通知我去中南海怀仁堂。我不知道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人找我。我到了怀仁堂后厅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看见三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加上一个工作人员，里面显得空荡荡的。他们似乎已经说过什么事了，正等着我。纪登奎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他先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比画了一下说，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接着讲了一番道理。

　　听了我的意见，纪登奎没有表示否定，他只是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听了以后心想，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写的东西要是不对，为什么不能改变？我说，我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且我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以后还要在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和文章中坚持这个观点。三位副总理同我谈话之后，我再没有关心此事，华国锋的讲话稿改了没有或者怎么改的我都不知道。不过后来研究党史的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那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还真没有再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与正确观点相对立的错误观点。是不是纪登奎最后考虑了我的意见，对讲话稿作了修改，我不得而知。倒是我自己在那次谈话之后不久，1977年就在哈尔滨一次报告会上讲话，公开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个讲话随后也发表出来。(节选自于光远《我所接触到的纪登奎》，刊于《党史天地》2003年2月15日)(记者 邓琼 董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