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慈善监督疲软无异于对违规运作“高容忍”

　　世相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香港政府通过赈灾基金拨款1亿港币支援救灾。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政府已要求四川省政府提交拨款用途评估报告，但未设定期限。她重申，若当地政府对捐款使用不当，须全数退还。（10月17日《南方都市报》）

　　若使用不当，须“如数奉还”，这看似苛刻，却不过是香港政府调拨善款后的惯常做法。去年5月，因援建的绵阳紫荆民族中学被拆，香港政府就曾收回200万港币捐款，将其回拨到特区政府设立的四川重建基金中。收回捐款，让不少内地民众开了眼界。

　　在有些人看来，捐出的款物就像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而香港政府在赈灾拨款后，非但指定捐款用途，而且密切关注、不时询问、及时追踪，要求提交拨款用途评估报告。而以“使用不当”为前提的捐赠收回机制，也很严苛。此举意图，就在于让捐款“用到刀刃上”。

　　实质上，捐赠可有条件地收回，也是恪守契约精神。后置性地收回，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违背契约”的追惩。这既给受捐者敲响警钟，须循规蹈矩、履责尽职，也是在倒逼善款得以“善用”。

　　相较之下，在内地慈善领域，监督机制仍偏于孱弱。慈善信息的不透明，行政主导下的慈善运作效率低下，募捐动辄“指标摊派”，“雁过拔毛”式利益攫取，都印证着慈善监督尚处在亟待完善的状态。在此语境下，捐赠收回机制，不乏借鉴意义：监督的目光，或能促使慈善运作更趋规范，增强透明，有序操作，对接公众期许。

　　若慈善监督疲软，则无异于对违规运作的“高容忍”。就此而言，香港的“洁癖式慈善监督”，包括捐赠收回机制，的确应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