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还有多少“前秘书”蛰伏在高校？

　　人大“跑路”处长蔡荣生东窗事发后，“火箭”院长胡娟也被起底。2009年6月，胡娟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理学博士学位。1年以后，被学校评聘为教授。201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胡娟的火箭升迁与不甚详细的履历，在她被免职的消息传出之后，便成为人们质疑的焦点。(12月4日《法制日报》)

　　这既是“意外”，又在情理之中。蔡荣生事件后，不少猫腻一应“拔出萝卜带出泥”。譬如，人民大学副教授米辰峰在网上公开质疑，称胡娟理应公布逐级升迁的任职单位、官衔名称及其完整系列起止年代，但她却始终没有勇气公布。又譬如胡娟的教授职称是2010年7月底才批准的，然而早在一年多前，当事学校在向上级和各兄弟院校同行专家报批的申报“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多种文件中，称拟议中的院长带头人是资深教授胡娟，把当时实际上的青年副教授胡娟称为资深教授带头人……种种诡异，早就形迹可疑。

　　胡娟事发后，传闻很多，尤其以“前校长秘书”的身份最引人遐想。抛开种种涉嫌人身攻击的流言不谈，权力会否“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恐怕不能算是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表面看，贪腐的是一两个人；但在民众眼里，溃坏的却是完整的制度链。仅以胡娟事件为例，显然绕不开几重追问：一者，在人大这样带有行政色彩的高校，“去行政化”之前，官员晋升通道何以在胡娟身上如此语焉不详？谁有能耐令其突破正常的晋升制度而置程序正义于不顾？二者，胡娟的上升之道，处处有“学术供养”的影子，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对其“能力”上的质疑。但就是这样的人，依然可以成为“院长”与“博士生导师”，学术斯文还能找到自己的遮羞布吗？

　　回头看看，以上问题也许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蔡荣生事件的引线，胡娟的是是非非会走进公共监督的视野吗？在监督可能还不如人大的其他高校，究竟还有多少类似“前秘书”胡娟这样的“高人”，风光无限地蛰伏在校园里？

　　权力上的失范，损失的是可见的物质或公信力；学术上的诡异，受害的可能就是文化与文明的传承与坚守。作为中国高校典范的人民大学，如今爆出贪腐之外的种种猫腻，这是令人难堪又难过的事情。但这也恰恰告诉我们：以去行政化为使命的中国高校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容不得继续拖延敷衍。(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