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大夫社区医院奇遇记：发肥皂吸引居民来义诊(图)

　　谢吉伯，英籍华人，在英国学习及行医30年。2006年回国后，在从事基层医疗工作期间，其思维工作模式与周边环境多次“碰撞”。

　　1月16日，东城区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护士正在陪一名社区患者取药。 A10-A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调查问卷

　　“洋大夫”社区医院“奇遇记”

　　其思维模式、工作方式与基层医疗环境发生碰撞，试图改变现状但屡遭“碰壁”

　　■ 人物简介

　　谢吉伯 英籍华人，56岁，出生于香港，在英国求学并有15年从医经历。拥有剑桥大学医学硕士毕业证书、英国医务评议委员会颁发的全科行医执照、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的儿科行医证书，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妇产科资格证书。2006年回到中国，曾在外资诊所、社区医院工作。

　　■ 引言

　　回国后的8年，谢吉伯感觉像“经历了一场奇遇”。

　　他有着15年英国家庭医生的经历，2006年回到北京定居。

　　这一年是中国新医改方案的定调之年，中国医改向“政府主导建设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转型。

　　回国后前3年，他在北京一家外资诊所坐诊。之后3年，他放弃高昂年薪，到中国最基层的社区卫生站干起了社区医生。他希望将英国医疗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家庭医生理念植入中国。

　　但植入观念却频频遭遇“碰壁”。

　　从零距离观察中国社区医生发肥皂去吸引患者，到从洋大夫变成“抄方员”。经历的种种让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程序，在中国变得颠倒了。

　　现在，谢吉伯觉得，他已经逐渐理解周围这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1月14日，燕莎中心写字楼“健康快线”诊所里，和在英国时一样，穿着白衬衫打着领结的谢吉伯走出十多米，把最后一位预约的患者送出门，叮嘱该如何服药。

　　当然，他在中国的生活习惯也有改变，这位56岁的英籍华人，不会像在英国，每天中午都有两个小时的“咖啡时间”。

　　这和他2009年第一次在中国行医时，显然好多了。

　　“倒过来”的看病方法

　　第一次坐诊，他突然感觉“不会看病了”。

　　一名社区居民带着空药盒进了诊室，递给医生。医生开处方、拿药递给患者，患者离开。

　　下一个患者也一样，来开药的。

　　“我惊奇。这不是家庭医生该干的。”谢吉伯说，在英国到社区医院开药的病人，大多是慢性病病人，处方就在电脑里存着，喝茶时，护士让医生签一下就完事，不会浪费医生看病的时间重复抄方子。

　　他统计了一下，到社区医院看病的居民，约80%是来开药的。

　　他带外国同行来参观中国的社区医院，他们都摇头，觉得这样的医生没有价值，缺乏成就感，宁可改行。

　　谢吉伯想提醒身边的中国医生，无论何种疗法，开药都是最后一步，但在中国的社区医院，最后一步变成了第一步，倒过来了。

　　病人拿药盒子过来，谢吉伯会先凭药判断对方得的是什么病，他谨慎地谈论药盒上标注的治疗范围，借此寻找进一步诊断的机会。

　　但更多的病人直接说，“让你开药就开药，问那么多干吗？”

　　还有一次，有两个孩子患了感冒，准备去北京儿童医院打点滴。

　　谢吉伯告诉两个妈妈，能通过护理降温就不要吃药，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要去打点滴，他在英国行医时，20%的患者是儿童，他从没给一个儿童打过点滴，“去医院打点滴，说明病很重了。”

　　谢吉伯认为，有了病一定要去最好的医院打点滴，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医改开始时，将医疗交给市场后形成的病态。

　　一个妈妈听了他的建议，给孩子擦酒精，多喝水。另一个妈妈心急如焚地抱着孩子去了儿童医院。

　　过了一天，两个孩子的感冒都好了。

　　反馈到谢吉伯这的信息是：第一个妈妈说，谢大夫的方法管用，下次孩子感冒，还是先给他护理，尽量不去医院；第二个说，花了1000多块钱，孩子病好了，下次生病得早点去医院打点滴。

　　在英国，看病是需要病人提前跟医生预约的，但谢吉伯在中国当社区医生，有时还要想方设法吸引病人来社区医院。

　　谢吉伯最深的感触是，居民对雕牌肥皂的兴趣，比对社区医生强。

　　北京一些区县给基层社区卫生站下任务，每月必须办一场健康讲座或某种疾病筛查义诊。但社区医院把通知贴满小区，来者寥寥。

　　“为完成任务，社区医生会发小礼物吸引居民参与。”谢吉伯说，社区医生总结的经验，最能吸引居民的是雕牌肥皂、牙膏。

　　体制内的诱惑

　　在英国有15年行医经历的他，试图改变这种“倒过来”的状况。

　　尝试从社区里的糖尿病人开始。2009年，她在社区门口竖了个牌子，上写“英国大夫，免费查脚”。

　　“糖尿病人的脚会开裂，难愈合，15%的病人会为此截肢。”他说，没想到对于这种好心，有些病人不买账。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说服患者接受检查。为让患者放心，他将自编的糖尿病人如何剪脚指甲、护理足部打印出来，发给患者。

　　“中国的病人有个特点，他意识到危机了，就会听医生的，但前提是，医生得想办法让病人接受检查。”谢吉伯说，持续的努力让部分患者改变了看法，开始相信社区医生。

　　在社区医院的医生，在谢吉伯看来很多都是优秀的，高学历，只是没能挤进三甲医院，“我常给他们打气，说我们要动起来，去努力。”

　　“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是三甲吗？”谢吉伯说，现在中国的医疗问题中最要命的是居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医生，只能找可以信任的牌子，居民不信社区医院，信协和医院，到了协和医院，又去找主任医生。”

　　有件事让谢吉伯沮丧，他在燕莎开办诊所时，一名社区医院的年轻医生随他“下海”了，这名医生在社区医院年薪6万至8万元，谢吉伯给她开出至少高一倍的年薪，但1年后，这名医生还是回到了体制内。

　　这名年轻大夫告诉谢，自己要升职称。由于她脱离了体制，官方的数据也不能轻易拿到，考虑到在体制内呆着还可能会谋到一个户口，所以还是回到体制内去。

　　最近，谢吉伯又碰了“软钉子”，2013年，海淀区卫生系统的人来找他，双方约定，他可以给海淀区一家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做培训。

　　去年10月份，这家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做培训，学的时候很高兴，谢吉伯教她们怎么给居民做糖尿病筛查，比如一栋楼里面，怎么精确筛查高危人群。

　　“我本打算一周去一次，看看实施效果，后来，我去过两次，发现进展缓慢，再催的时候，他们说年底了，要做这个考核那个考核，医护人员都有这个任务那个任务。”谢吉伯催了几回，医生们告诉他，居民不太欢迎，筛查不太顺利，耽搁在这里了。

　　最近一个多月里，谢吉伯没好意思再上门。

　　“很多年轻的医生告诉我，想法太多没用，医生要听领导的，领导要听上级的，在社区医院就是混，就是耗，就是保住体制内的饭碗。”谢吉伯说。

　　数字上的成绩

　　跟社区医院“亲密接触”5年后，谢觉得自己开始适应并理解这个环境，和环境里的一些事。

　　“政府似乎更喜欢数字。”谢说，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北京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覆盖面继续扩大，截至2013年11月底，累计签约413.3万户，892.7万人。

　　A10—A11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永生

　　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4253.87万人次，比2012年同期增长18.3%，占全市的23.57%。

　　“如果你留意官方数字，会发现每年去社区医院就诊的病人都在大幅度增加。”但这些数字并未让谢吉伯轻松，相反，他愈发困惑。

　　“政府推行社区医院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意思很明确，是想让基层医疗机构承担更多的医疗行为，但老百姓并没有看到去大医院的病人少了。”谢吉伯说，如果去社区医院的病人多了，去大医院的病人降下来，这才合理，但现在是两边都多。

　　他留心问过来开药的居民，由于社区医院可报销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以前去药店买药的居民现在宁愿到社区医院买药，“这部分人群可能也在客观上造成社区医院流量的增加。”

　　他发现的秘密是，虽然社区医院可报销的药品名录逐年增加，但很多来社区医院看病的居民还是无法拿到需要的药品，4种药缺两种，这是常见的，结果患者只能是再跑去大医院排队挂号买药。

　　最近几年，政府在着力推行家庭医生式服务，各区县让下辖的社区医院和居民签约。

　　“官方对数字是有预期的，比如今年签约是100万，明年是200万。”谢吉伯说，他见到过个别社区医院的签约文书上，填写的电话是一长串的“0”。

　　一位社区医生眼里的“缓慢走”

　　马佳认为，谢吉伯是位很负责任的医生。

　　谢吉伯曾在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近3年，马佳是这个服务站的站长。

　　“签约率没有居民对社区医生的信任管用。”马佳认同谢吉伯这样的观点。

　　马佳认为，在基层医疗环节，公众关注最多的还是社区医生的水平问题，“怎么让居民信任你？这需要深思熟虑。”

　　马佳很注重提醒站里的医护，主动去做些事，不要耗着，对病人用点心，收效绝对是不一样的。

　　她举了个例子，服务站的安大夫对病人贴心入微，挺有英国家庭医生的味道，安大夫学历不高，但有自己的粉丝，居民平时有病去找他，即使是去了三甲医院检查，还会把片子拿给他看，“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守门员。”

　　1月16日，她说了几组数字，比如到社区医院就诊的患者每年以近20%的速度增长，“今天截至下午3点，站里已有100多个患者来就诊。”

　　对于居民反映的缺少药品情况，马佳介绍，就在2013年10月，社区医院报销名录中又增加了200多种药，“特别偏门的是没有，但替代性、疗效相同的药是有的，只要患者不挑，药品基本能满足。”

　　马佳是上一届的市人大代表，政府推广的社区医院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里面有她的献策。

　　她这个站里配备5名医生3名护士，按照家庭医生式服务的设计，他们服务海运仓和另外一个社区里居住着的13000名居民。

　　“1个大夫对应2500多个居民，基本能忙得过来。”马佳说，虽然家庭医生式服务在中国还算个新概念，但作为基层社区医院，海运仓服务站在2006年就给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细化到“谁用什么药过敏”。

　　“不能否认，这些年，基层医疗机构确实在发展，虽然可能只是在‘缓慢走’，但都在努力做。”马佳说。

　　又顿了好几秒钟，她试探着说，如果能呼吁，还是让政府多设计些针对社区医生的培养计划，“能不能让社区医生到大医院去交流交流，看看别人怎么干，让他们见见世面，刺激社区医生再快点动起来。”

　　对于谢吉伯的种种困惑，马佳都能理解，也深有体会。她与谢都认为，让更多的患者信任社区医院，不可能一蹴而就，英国的医疗模式也未必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能套(用)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需要各医疗单位长期磨合，探索出一个中国模式。”

　　声 音

　　大医院医生不愿下基层咋办？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最迫切的就是真正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水平，在基层实现“病有良医，病有良药”。将来大医院会逐步压缩普通门诊，常见病、慢性病等下放到基层，大医院则更强化急难重症的治疗能力，这样就会有一些医疗人才势必流向基层卫生机构。

　　——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社区医院医生有何发展空间？

　　此前已陆续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市区大医院的医生到基层坐诊，职称评定上，市区大医院的医生每年到基层服务不少于15天，要晋升高一级职称，累计达不到一年基层服务时间不予晋升。按照《意见》，北京还将拓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职业发展空间，适当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中、高级专业技术(含中医)岗位人员比例；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晋升中、高级职称时，注重对其专业工作能力、实际技能和业绩的考核。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辛向阳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基层卫生机构能否保证用药？

　　今后将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确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范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见病、慢性病用药将实现与二级以上医院用药的有效衔接。

　　同时，鼓励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基本药物，把规划内的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纳入基本药物制度范围内，实行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和政府购买服务。

　　——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