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当心腐败村官吞噬城镇化红利

　　村官腐败治理要置于整个反腐大背景中推进，整治基层官员腐败，打掉腐败村官“保护伞”，才能从根本上清源。

　　新型城镇化建设，绕不过的就是征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村官俨然成了“土地财神”，借机坐地生财。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不断曝出村官贪腐大案，且手法不断“推陈出新”。

　　别拿村官不当官，若以贪腐程度论，一点也不逊色。一条村子能造就一位“亿元村官”，村官能量不可小觑。“小村官，大腐败”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大毒瘤”；“农村不稳，天下难定”，村官腐败已成为有些地方农村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无论土地补偿款、赈灾救济款、扶贫优抚款，还是粮食直补、退耕还林、宅基地，或者出租、转让、发包集体用地等，只要有“大雁”飞过，都有被村官“拔毛”的风险。2013年上半年白云区立案查处81名领导干部，其中村社干部43名，比例之高，触目惊心。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速，土地征用开发的力度加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农村集体经济将有一个较大的飞跃。假如村干部腐败现象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广大农民释放的红利被中间拦截，成为腐败村官的“唐僧肉”，不但中央为农民增收的政策善意遭曲解，还将引发更深层的社会矛盾，损害农村的稳定基础。村官腐败，可以说是“小苍蝇”腐败、“大老虎”危害。

　　村官腐败，原因多多。村务信息不透明、财务制度不健全、法律意识薄弱、村民无从监督、乡镇一级采取“三不管”——不能管、不敢管、不愿管的态度等等，不过只是表面原因。个别“大腐败”的“小村官”，能够凭借家族或宗派势力“独霸”一方，并肆无忌惮地侵吞村集体财产，其惯常的操作手法是，通过利益输送，寻求“保护伞”。获得权力庇护之后，有恃无恐。“保护伞”非但给腐败村官撑腰壮胆，也给维权的农民制造了巨大障碍，“千名村民告不倒几个村官”、“农民卖血筹钱告村官”、“村民上访十年无果”……因此，村官腐败治理要置于整个反腐大背景中推进，整治基层官员腐败，打掉腐败村官“保护伞”，才能从根本上清源。

　　“特殊身份”造成财权大责任小，权责不对等是村官腐败另一肇因。村官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编制，只有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否则其贪污受贿行为只能以量刑更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因此，腐败村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论处，常常成为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也成为个别腐败村官的“逃生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既涉及立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也涉及村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及其工作性质，需要更高层面的制度设计。

　　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在实践中如何将制度愿景化为现实，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