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城市群发展效应对保定与东莞何以不同

　　在乏善可陈的A股市场上，近期出现了保定概念这一抹亮色。而这座沉寂已久的古城突然粉墨登场，对当地楼市也成为信心的保证，据媒体披露个别项目甚至出现了捂盘惜售的现象。

　　3月26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出台，明确“保定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河北省政府一个拍脑袋的冲动决策。一时间，保定地位直线蹿升。

　　环北京都市圈最终将承接北京的部分功能，周边城市均“与有荣焉”。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产业、物流、科技创新、教育、央企总部等功能，只有分散到周边城市，才能抵挡住源源不断寻找机会而来的各色北漂。虽然成本高，且大都生活在底层，但北漂们坚信，只有北京才能带来类似王宝强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审批制度的存在，也让一些充满野心的公司与机构把总部搬到北京，他们希望离心脏近一些、更近一些，结果可想而知———北京这颗心脏的负担日益沉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珠三角、长三角都市圈，往日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小城市如东莞等，近期却欲振乏力。同样处于城镇化进程，保定与东莞的对比让人疑惑：为什么会冰火两重天？

　　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溢出效应毋庸置疑，但此前保定从首都城市圈扩张中的受惠远不如香河、燕郊等地。与北京、天津相比，保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很多，2013年当地人均GDP仅位居河北省中游，为3812美元，而省会石家庄人均GDP达到7561美元，唐山为12770美元，天津、北京则均在15000美元以上。

　　京津冀作为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大都市圈，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的带动效应十分明显，商业经济渗透到农业经济与传统经济，效率极高，城市群可以快速拉动价值洼地，如同20年前的长三角、珠三角。关键是，首都经济圈不存在地位之争，老大、老二、老三的地位明摆着，谁也无法撼动，其他城市只有各尽其能，争取承接大城市的外溢产业，由此不会形成由于行政地位、历史渊源等造成的恶性排挤和竞争。

　　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则没有这等好运，城市群内部的发展已相对均衡：上海、南京、杭州、无锡、苏州都是响当当的大城市，人均GDP也大同小异，相差并不悬殊，也正以为此，大规模的基建提升效应不如保定等地高。

　　珠三角、长三角需要的是各城市之间协同作战，打破壁垒，让资源依照市场高效原则在城市群内最大限度地流动。按照这一逻辑，较为发达的城市群需要制度上的大突破。

　　但恰恰是在制度突破方面戳到了软肋———眼下各城市各自为战：一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国际机场可以修在离其他大城市远到离谱的地方，物流人流的衔接极不方便，其他城市以牙还牙，自行修通彼此互联的高铁线路，刻意绕开大城市。花费巨大，连通效率却不高。

　　大城市如广州、上海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照的是属地原则，从市中心、近郊向远郊发展，郊区并区之后拆除了区之间的行政篱笆，远郊的物业逐渐盘活。在现行行政框架内，如此选择成本最低，倒也可以理解。而一些重要区域仅有一墙之隔，却因为行政区划不同，让人感觉就像是一口气接不上一样。比如由于医保等社会基础保障不能共享，像上海与昆山这样的比邻之地人流也说不上畅通。

　　对长三角、珠三角而言，城市群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制度改革能否到位。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滞后也是在为以往还债———过去发展太快，因为WTO红利日子过得太轻松，却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没有把创富人群与机制留在当地，这样数百万的外地务工人员进入城市，能留下来的寥寥无几，一旦产业退潮，偌大的城市可能失去百万以上的人口，空空荡荡，了无生气。

　　保定与东莞不同：保定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莞，而东莞是未来的保定。当基数较低的时候，基建提升经济很容易；而要为城镇化打开制度堤坝，则明显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