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当心宽容污染论沉渣泛起

　　我们常说，要转变观念。可观念这东西，不是说转马上就能转过来的。就说这“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数吧，在加强环境治理的语境下，好像不该再有拥趸，但现在仍然有人公开站出来，论证它的合理性。

　　这个观点很直白也很可怕：先污染后治理不可避免。

　　不要以为这是个别人的意见可以轻看，它可是一个大型综合网站的专题策划——推出后已经在几个门户网站上流转发酵。为了论证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规律”，策划者的理论依据是，“环境污染是生产的负效应，有生产往往就有污染”。其事实依据则是，“中国事实上不可避免地走回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原来，是要指导大家理性地“忍受”污染啊！这样的说法可谓逆天，其荒谬处有二。一是，“有生产往往就有污染”本是个正确前提，但它绝对推不出治理要放在污染形成之后的结论；二是，过去一段时间经济粗放发展结出的环境恶果，正是当下强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动因，当然不能证明老路该继续走下去。如此推论过程的随意，恰恰凸显出话题组织者逻辑的混乱。

　　除开主张为了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忍受污染，论者也拿出了缓解的药方：将污染控制在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之内；通过花钱，让民众出让部分的“生存性功能”。这个药方对症吗？若从普遍的事实中抽离出来看，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若用以支撑先污染后治理的观点，则是在整体上号错了脉。

　　毋庸讳言，污染当然要控制在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但先要搞清楚，在相当程度上，这正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的目标，而不是“先污染”还有多大的扩张空间。人们把“先污染后治理”看作错误的发展模式，绝不似论者所言是“经过长时间的宣传和教育”的结果，而是环境污染倒逼已成切肤之痛，它已经让坚守在这块国土上的人退无可退。不妨看看这组官方数字：2006年，全国约有受污染的耕地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到2013年，全国不能继续耕种的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5000万亩；陆源排污压力巨大，15%近岸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论空气质量，2013年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中仅3个城市各项污染指标年均浓度达到二级标准。我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等均居世界第一。

　　传递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环境的承受力和公众的忍耐力都已经没有再退让的空间。一句话：我们国家今天根本就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和条件。

　　根据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历程中的教训，“先污染后治理”所付出的代价比事前污染防治上花的钱高10倍以上。因此我赞成这样的见解：在我国，若选择“先污染后治理”，付出的可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超额支付，因为国情和时代的差异，以及我们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很可能在理论推算的污染排放峰值到来之前，生态环境已经崩解。

　　将“先污染后治理”归纳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称其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样的观念还在争夺舆论空间，它会迎合在经济结构转型上瞻前顾后的懈怠心理，淆乱公众对环境现状的认识，动摇社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心和决心，需要高度警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得好，必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用制度保护环境”。我以为，只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才能彻底掐断“先污染后治理”论者的念想。评论员 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