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妈妈自建托管机构 运营一年缺钱缺人生存堪忧

　　打工妈妈互助中心免费开放，但维持日常运营的资金难以保障。打工妈妈伍飞阳也要轮流值班照顾孩子们，中心成了她和女儿黄治菊另一个家。

中心每天固定托管25名孩子 图/记者 汤铭明

　　在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石岗东村万石大街10号巷里，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楼，斑驳的水泥墙刷得雪白，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打工妈妈互助中心”及“服务于妇女儿童非营利性机构”字样。

　　2013年4月，一群身为人母的外来务工女性租下这座民居，向外来工家庭提供子女免费托管服务。一年过去了，记者近日回访发现，这个“公益机构”面临不少难题，尤其是缺钱。

　　一、乐园

　　中心建立初期只是为了临时托管孩子，没想到因此形成一种互助和沟通渠道。

　　五彩的桌椅，崭新的书架，彩绘的墙壁和布置一新的教室——在麦田教育基金会、羊城设计联盟、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及各方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打工妈妈互助中心”经一个多月修缮而焕然一新。这份一周岁的“生日礼物”，让孩子们惊喜万分。

　　很多打工妈妈和孩子都还记得，一年前，中心只有二楼一层，简陋得连桌子板凳都没有，窗户也是坏的，墙壁灰蒙蒙一片，只有3张床，看书都只能坐在床上。“从破败简陋，到现在我们的硬件设备基本完善，中心这个平台不仅让孩子们找到了快乐，也为打工妈妈们开拓了一片沟通、交流和学习的天地。”“80后”湖南妹子邹佳俊是中心的负责人，也是一个7岁孩子的母亲。“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广东打工，我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和我一样成为留守儿童。”而要将女儿带在身边，她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女儿送去儿童托管中心，但城中村里没有这样的机构，自己也负担不起高昂的托管费。因此，她萌生了联合打工妈妈建一个免费托管中心的想法。

　　如今，中心有了近140平方米的活动场地，一楼是教室，有书桌书柜，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在这里做作业，二楼的4间活动室分为“海洋世界”、美术室、娱乐室和音乐室。

　　杨姐独自带着3个孩子在广州打工，最大的9岁，因为生活困难，她不得不在白天干完活后，晚上也要去打些零工，以前每天几乎都要把孩子们反锁在家中。中心建立后，她第一个将孩子送来托管。杨姐和廖姐通过中心相识并结成“互助对子”：若一人太忙，另一位妈妈就负责两家孩子的早午餐。“在中心还认识了许多朋友，周末一起带着孩子去郊游，很热闹。”廖姐说。

　　“大家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但从来没有交流，邻居叫什么、来自哪里一概不知。”邹佳俊说，中心建立初期只是为了临时托管孩子，没想到因此形成一种互助和沟通渠道。

　　二、困境

　　“没有钱，怎么保障中心的生存都是个问题，更不要说明确的发展方向和长远规划了。”

　　但邹佳俊坦言，中心发展运作一年来，仍面临着接纳能力小、缺钱、缺人手的生存困境，至于发展方向和长远规划“就更不好说了”。

　　番禺区石岗东村不到2.7平方公里，拥有近8000名打工妇女，仅登记在册的“流动儿童”就有4500人左右。外来工聚集的村子里，此前几乎没有一处安全的娱乐和学习场所，连基本的文体设备都很少，不少孩子放学后就在村里到处乱跑，或者被反锁在家里，或者坐在门口等父母下班，“有些一等就是四五个小时，非常可怜”。

　　邹佳俊告诉记者，去年6月，中心开张不足一个月，30个免费托管的名额就被一抢而空；到了去年11月份，他们接纳了40名孩子，几乎超过能力所及。现在，在中心登记注册的托管儿童达到60多人，仍未能满足需求。“一些小学五六年级的大孩子就没办法托管了，只能告诉他们的家长，孩子平常可以到中心来玩。”

　　除了接纳能力有限，中心最紧迫的问题是缺钱、缺人。

　　中心建立之初就确定了完全免费的原则，只需要家长们每月抽出3小时来当志愿者。真正运作起来才发现，困难和挑战远比想象的多。邹佳俊坦言，中心刚成立时，每月1200元的租金都交不起，后幸得热心人士资助了半年的房租才解决“落脚”问题。

　　经过一番努力，中心得到了广东省千禾基金会、麦田教育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资助，千禾基金会的“女工能力建设项目”为其提供每月1.2万元的资金支持，用于人工和场地支出；而麦田教育基金会则为其提供部分硬件设备的资助以及课程设计等软件上的支持。但一些日常运行开支都不能从基金会给予的项目经费中列支。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心主要是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四点半”乐园，每周一到周六的下午2点至晚上9点免费开放，每天固定托管1-3年级共25名孩子，由两位全职老师进行看管照顾。逢周六，中心还会组织晚会及户外活动，让老师和家长一起带孩子们去郊游或参观博物馆等。邹佳俊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中心场地租金和水电费加起来为2500元/月，2名社工的工资加社保费用约5000元/月，活动经费保守估计在2000元/月，再加上中心日常运营费用、设备维护费等，每月开支至少在1.5万元。由于没有公募资格，每月超出的几千元费用必须自行解决。为了尽可能补贴中心的开支，打工妈妈们利用工余时间制作销售一些手工艺品，但收益甚微。

　　邹佳俊坦言，与部分基金会一年为期的合作项目即将到期，没有钱，怎么保障中心的生存都是个问题，更不要说明确的发展方向和长远规划了。

　　三、出路

　　政府若能完善购买社会服务政策，更合理地配置资源，使草根公益机构也能获得相应支持，那么这类机构将极具活力。

　　据初步统计，珠三角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公益托管机构不超30家，广州市只有4家8个公益托管点，每天仅能接纳320个孩子，对于广州市50多万“流动儿童”而言是杯水车薪。

　　广东省千禾基金会秘书长胡小军表示，类似打工妈妈互助中心这样的民间公益托管机构，其提供的服务有巨大需求，但其自身能力却远远不够，组织力量也不够强大，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相关政策、制度不利于社会资源、民间资本进入这类公益服务领域。

　　“在我看来，这类民间公益托管机构，包括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必须上提升到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胡小军认为， “一家民间公益机构再专业也会有局限性，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民间公益托管机构更要借助社会力量，与之形成伙伴关系，与社区、街道、政府等各方面合作，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才能提升服务能力。”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民间公益机构的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政府采购的社区服务以社工机构为主，且设有“门槛”，这为民间公益托管机构的发展带来不便。“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指标，就是社会组织的多样化。政府若是可以完善购买社会服务政策，合理配置资源，使草根公益机构也能获得相应支持，那么，民间公益机构将是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一股力量。”文/记者 李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