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结婚难反映体制的社会响应能力

　　为了完成正常程序往往不可能达成的结婚目的，很多集体户口青年花钱去购买“户口挂靠”，专门做这门生意的公司达到几十家。这个不合法市场的形成，完全是政策所催生。现在，有关方面像是刚发现这一市场的存在一样，要着手对中介搭户彻查了，然而，集体户口青年被堵塞了合法结婚途径，倘非有这样一个不合法的市场，他们岂不是要合法地坐等白头？

　　广州集体户口结婚难的坚冰，已经开始松动。市发改委已在人口入户政策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设立街镇“公共集体户口”。媒体称此举可望彻底解决集体户口结婚难问题。

　　集体户口居民，是拥有广州户籍的居民，这部分人长期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使采用种种办法登记结婚，子女也无法上到户口。一座城市竟能长期容忍这种荒唐的现象存在，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

　　媒体报道此事时，称广州10万集体户口面临无法结婚登记的问题，这已经足够令人震惊。而市计生部门则称这种情况远超10万人，约有60万。原来人们还大大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不是10万而是60万，或许可以表明问题之复杂，难题之难解，使各责任部门得到自我宽解的理由，然而涉及到的人越多，也越能证明其不可理喻的程度。

　　有部门负责人表示，问题非广州独有，而是全国集体户管理的共性问题。就算全国共性问题，广东、广州为何就不能“摸着石头过河”，拿出改革探索的办法？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上，人们能够想多少办法、着多大的急，为何对一部分市民无法结婚的问题就无人着急了呢，“以人为本”只是一句口号？何况，据报道，同在广东，深圳并未形成这一严重问题，直辖市上海也未形成像广州这样的局面。

　　房价高，青年购房不易。前些年政策和舆论都急推房地产，鼓励人们买房。前两年，房价终于高到人们公认普通年轻人买不起的地步了，忽有一项解决办法，说居者有其屋，必须自有产权房，这是误解，租房子结婚也是“居者有其屋”，有人还讲起先进国家自有房水平也只有60%左右，终身租房也并不落魄。现在看来，那是多么不腰疼、不靠谱的安慰，一个人哪怕有广州户口，买不起房甚至连婚也结不成，还要怎样才算落魄呢。

　　数十万市民无法结婚登记，没有成为城市的一个问题，没有成为城市的一块心病，城市的心真是够大了。长期如此，也没有影响到广州吸引各方青年的投奔，这一“城市排斥力”还是远远小于“城市吸引力”，因而索性就可以不管了，就可以视之为落户广州必要代价了，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城市与投奔者愿打愿挨的契约了。然而，均等的公共服务在哪里呢？居民的基本权益在哪里呢？

　　婚嫁权就其当然性而言，可以说仅次于生命权。自古及今，连正常婚姻权利都不能实现的管理，极为少有。这个法治、人本的时代，却能因户口管理、生育管理、无力购房，将一部分市民排除在婚姻登记之外。

　　为了完成正常程序往往不可能达成的结婚目的，很多集体户口青年花钱去购买“户口挂靠”，专门做这门生意的公司达到几十家。这个不合法市场的形成，完全是政策所催生。现在，有关方面像是刚发现这一市场的存在一样，要着手对中介搭户彻查了，然而，集体户口青年被堵塞了合法结婚途径，倘非有这样一个不合法的市场，他们岂不是要合法地坐等白头？

　　现在，问题终于是要解决了。办法不是没有的，它来得并不及时，但总算是将要到来。这是在媒体以重头报道直面问题之后。媒体说，报道引起了广州各相关方面高度重视，要求尽快调查和解决结婚难问题。“公共集体户口”推出，还是因为媒体报道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这应该是媒体可资欣慰的事情，但更主要的一面仍是令人深为遗憾。管理体制并未在社会出现问题、市民产生痛感之时去发现和调整政策，迟钝令人遗憾，管理体制还有正常的反应能力没有？在媒体报道之前，广州市人大代表林泰松已连续数年“死磕”集体户口结婚难，没有下文。一位人大代表、在地方最高权力机关框架内提出问题，影响不及媒体报道，反差令人遗憾。这两重遗憾，使结婚难问题将要解决也无法让人舒展眉头。

　　(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