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对中国乡村治理现状的评价：喜中带忧

　　乡村治理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课题。当前，正面临新的挑战。10日，来自中国各地的乡村治理典型代表、学界专家相聚江苏省张家港永联村，就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进行探讨。喜中带忧，是专家学者对中国乡村治理现状的评价。

　　乡村治理的重要性

　　“乡村治理是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因为今年的1号文件，用很大的篇幅来写乡村治理问题，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尹成杰开门见山点出了开这次研讨会的重要性。

　　尹成杰是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被称为“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参与过大量三农政策和涉农法律的起草和制订。他认为，从2005年到2009年，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在消失，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更凸现了乡村治理的重要性。

　　时隔六年后再来张家港永联村，尹成杰称在这里学到基层的创新和典型经验，“四权建设”、“农民议会”、“自治下移”等各地涌现出来乡村治理典型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但尹成杰也坦言，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他们的发展水平，经济条件，社会情况千差万别，“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治理模式。健全村级治理机制的关键，是要从治理的实际，也就是从国情、省情、县情、村情来出发，来完善。”

　　乡村治理的“困惑”

　　“‘民主自治’才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肖唐镖坦言，但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很让人担忧，很多政治参与制度流于形式，执行效果不理想，没有获得农民广泛的认同，农民政治参与度并不高。说到底“民主自治”才是乡村治理的本质。

　　长期从事乡村治理与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卢福营说，自己在调研时发现，有些地方不顾农村实际和农民意愿，无视村民自治原则，运用行政手段和组织力量在农村推行或推广各种名目的管理创新项目、创新经验，增设各种组织和机构，以至造成了一个村庄挂有上百块牌子，村干部难以应付、村民群众无所适从的创新“过剩”危机。

　　除了创新“过剩”危机，卢福营指出，在当下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出现了种种创新不可扩散问题，形成了独特的“孤岛”现象、“烟花”现象，因而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

　　永联村的借鉴意义

　　位于长江边的张家港永联村，1970年通过围垦江滩、成陆建村，由于地势低洼，易涝易灾，村民生活十分贫困。改革开放后，小村庄建出了大钢厂——永钢集团，被费孝通赞誉为“华夏第一钢村”。

　　作为“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永联村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永联村也面临一些新挑战和新问题，农民诉求多元化、生产生活方式变迁、流动人口增多、公共服务职能和权责不清晰等，成为永联村乡村治理必须要跨过的“一道道坎”。

　　永联村党委副书记吴惠芳介绍说，永联村走出了一条党组织引领、集体经济铺路、个人和组织多层次参与、社区共融发展的乡村治理路径。用永联人自己的说法，“村归村、厂归厂、资产归资产、管理归管理”，权责分明，不再扯皮。

　　“村归村，镇归镇”，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可以归为一句话：乡政村治。与会专家称，在张家港永联村看到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希望。(周建琳 记者苏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