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族青年在北京：对暴恐深恶痛绝 期待消除隔阂(图)(2)

    暴恐来袭，也是他们不愿诉说的痛

    阿利甫在北京长大，是一名贸易公司“朝八晚五”的上班族。两岁时，在新疆驻京办工作的父母将阿利甫带到北京。

    尽管没有怎么在新疆生活过，但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

    初中时，阿利甫在北京青年宫学乐器，看到有希望工程的办公室，便傻乎乎地冲了进去，“叔叔，在新疆捐一个学校要多少钱？”

    “人家当时觉得我是小孩子，就随便说了个数字哄我，说最少也要10万。”阿利甫笑了，但又认真地说：“我当时就想挣个10万，然后到贫困地区盖个学校去。”

    阿利甫的童年，在新疆驻京办的家属院里度过。小时候，经常看见一些从新疆来北京看病或寻求帮助的穷人。“夏天，他们常在院子里找个地方把毯子一铺，躺着就睡了。”

    这时候，阿利甫就会变成小“快递员”。妈妈常会多做些饭，让他下楼送给那些人。

    去年，父母知道阿利甫在运营“在北京的新疆人”的微博，十分支持。

    “多发布一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信息，不能有过激的言论。” 阿利甫说，这是父亲对他的忠告。

    5月22日，新疆暴恐案发生时，阿利甫正在一个超市做市场调查。“叮”的一声，他手机上的新闻APP推送了这条消息。

    “第一反应是心如刀绞，对受难百姓特别心疼。” 阿利甫难过地说，“很多都是去早市买菜的老人，和我的爷爷奶奶一般大，就这样死于非命，太惨了。”

    这天，也是帕提曼即将答辩的日子，原本的安排是见导师确认一些细节。早上一睁眼，就看到新疆教育学院的教师群里炸开了锅。

    “又出事了！”帕提曼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坐起来，翻看所有的新闻。

    一条条新闻让帕提曼的心情越来越低落。“有多少优秀的新疆人一代一代地努力，才有了现在这样好的发展，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破坏？”

    同样让帕提曼难过的，还有那种说不出的委屈。

    “你尽力呵护的一样东西老是被别人伤害，然后让整个群体都背黑锅，让别人都怕我们，但其实大部分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的啊！”

    获知消息的时候，库尔班江正在上海拍摄。“又封路了，爆炸了。”在乌鲁木齐的朋友发来信息。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几个字，库尔班江说，那种难受的感觉无法形容。“干什么的心情都没有了，就一直坐在外滩发呆。”

    这不是库尔班江第一次痛苦的经历。2009年，他正跟着团队在兰州拍片，“7·5”事件发生了。

    “当天晚上看到的新闻，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团队里只有库尔班江一个维吾尔族，一大屋子人都沉默了下来。

    “他们都顾及我的感受，不知道该说什么。”库尔班江独自走了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间，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新疆依旧很美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

    在兰州拍完片，库尔班江回到北京。刚上地铁，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那时候，“7·5”事件刚过去4天，两个人用维吾尔语说着这件事，问候着家乡怎么样了。

    库尔班江注意到，打电话的时候，身边座位上一个30多岁壮硕的男子一直盯着他看。走到国贸站的时候，男子要下车了。但车门打开的一瞬间，男子狠狠地往库尔班江脖子上给了一肘。下车后，还转过来恨恨地看了他一眼。

    库尔班江自己练过拳击，还在新疆得过亚军，下车和对方打一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在那个瞬间，我冲他笑了，没有跟着下车。”

    十几天后，脖子上的疼痛消失了，但心里的痛却一直也好不了。库尔班江把这件事告诉了干爹。

    “干爹当时直接就亲了我的额头，他说，儿子，你长大了，你的力量表现于你的笑容，而不是你的拳头，这就是你和他不一样的地方。”

    库尔班江说，“7·5”事件后，自己开始感受到了一些异样。

    他的镜头下，有一个14岁的维吾尔族小孩。20多年前，孩子父母定居上海，他便在这里出生、长大。

    5月23日，乌鲁木齐暴恐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孩子如往常一般来到学校，但同学们一看到他就大喊，“注意了！注意了！新疆恐怖分子过来了！”

    他采访的数百名新疆人中，有不少遭遇过繁琐的安检、不能住宿的情况，其中也有新疆的汉族人。

    几天前，一段视频曾在网上流传。视频中，一位维吾尔人在机场安检时被要求脱鞋，与安检人员起了争执。

    古丽说，这样的状况她遇到太多次。“特别是出国的时候，我的护照会被翻来覆去的看好多遍，问我是干什么的，出国干吗去？”

    古丽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种摆在明处的“特殊对待”。

    一次，古丽去外地开会，到酒店登记住宿。

    “我把身份证递给酒店的前台，那个小女孩看了看，接着就打电话给警察，说这里来了个新疆籍的。”

    古丽很生气，对小女孩说，“你这个工作方式有问题。我入住酒店以后，你觉得有任何问题再打给警察都可以，但请你不要当着我的面进行这种歧视行为。”

    古丽已经记不得自己因为类似的事情投诉过多少次。

    “对暴恐事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肯定是深恶痛绝的。我肯定不愿意听到别人谈起自己的家乡都是那种害怕、厌恶的语气。”

    “我不停地在做，但有时候一个暴恐事件，所有努力就都归零了”

    帕提曼也遭遇过不被信任的不快。但让她欣慰的是，身边的朋友都很挺她。

    5月24日下午，是帕提曼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刻。答辩会上，她的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一致认可，被评为“优秀博士毕业论文”。

    致谢时，帕提曼几度哽咽，流下了眼泪。

    “不仅是因为顺利毕业了，而是真的很感谢我的导师，从录取到培养我，她从没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就对我特殊对待”，帕提曼眼里再次湿湿的，“导师常说，其他汉族同学能做好的，你一样能做好，甚至更好。这是对我的信任，这对我意义重大”。

    帕提曼说，熟悉她的朋友都对她讲，“如果是帕提曼，我们谁敢相信你会拿着所谓的武器去伤害别人呢？一定不可能嘛！”

    到现在，穆萨江还能想起自己来自贵州的“汉语老师”。刚来北京的时候，穆萨江一句汉语也不会讲，同在餐馆打工的贵州朋友主动要教他。

    “从盘子、炉子、碗，一个一个词开始学的。” 穆萨江摸了摸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学好。只会说，不会写，也不会认。” 后来，“汉语老师”为了生计，换了上班的地方，再也没见过。

    穆斯林饮食上有讲究，在内地生活就会有很多不便。

    “但我的同事从来没觉得我麻烦，都很照顾我，只要是一起吃饭，一定是去清真餐厅。” 阿利甫说。“只要大家彼此尊重，增进了解，隔阂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的问题还是因为了解不够。”

    “刻板印象需要整个社会正确地对待，需要媒体正确的传播和政府的支持”，周伟认为，但我们目前做的远远不够。

    “就拿影视作品来说，以前六七亿人口时，荧幕上还有《冰山上的来客》等影视作品。如今，人口翻了一倍，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却越来越少，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汉文化的，但我们国家本身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啊，应该突出这种多样性。”

    周伟说，这种多样性也应该体现在主流媒体上，比如，在更多电视节目中配维吾尔族主持人。

    “这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问题，还是要在思想领域内解决。”周伟说，隔阂的消除，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个现状。

    库尔班江就在做着这样的努力。从2007年开始，他的摄影展、纪录片等文化活动，主题几乎全是新疆。

    在一次国家图书馆的展览里，他把一整个维吾尔族家庭都搬了进来。参观者不仅能看到照片，还能免费吃到新疆的干果、馕，听到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音乐，欣赏维吾尔族的手工艺品。

    “我不停地在做，不停地在做，但有时候，一个暴恐事件，所有的努力就都归零了。”

    “5·22”暴恐案发生后，一名网友加了库尔班江的微信，给他发来一条信息：你的付出和你的努力，经不住一个暴力事件，何苦？

    库尔班江感到心酸，但他不想放弃。

    干爹和师傅也分别打来电话，嘱咐他，库尔班江，你不能受影响，别想。

    “我现在最重要的打算，就是尽快把《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写出来。”库尔班江说。本报记者 李林 实习生 郝丽婷 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