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矫正网瘾不能交给市场

　　不久前，位于河南省会城市郑州的搏强新观念培训学校里发生了一起惨剧。两名被送来戒网瘾的少女因为遭到残酷而持续的体罚，以致一死一伤。

　　惨剧被披露之后，各地媒体开始了大规模的探访行动。记者发现，庞大而隐秘的戒网瘾市场存在着大量难以想象的问题，几乎所有戒网瘾学校都对学生采用体罚手段，严重戕害学生的身心。戒网瘾的目的本来是要帮助孩子们成长，为何却变成了“地狱实验”？学校、家庭、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少女郭凌凌之死又教会了我们什么？

　　非法矫正机构

　　何以野蛮生长？

　　类似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所谓的新观念生活培训学校，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矫正学校”。两年前，媒体曾报道过，浙江金华市浦江县“浙江警龙少年行为矫正教育学校”对学生实施残酷的矫正行动——寒冬季节冰冷刺骨的水浇在身上，尽管瑟瑟发抖，但他们不能大声喊叫、不能反抗，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教官的一顿棒打。但是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矫正学校依旧红火，家长们明知道矫正学校就是用体罚方式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主要为网瘾)，但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矫正学校去。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未成年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尤其是网瘾，多与家庭教育有关，有的父母平时忙于工作，疏于与孩子的交流、沟通，或者采取粗暴的方式管教孩子，让孩子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这把孩子推向网络，染上网瘾。而当发现孩子染上网瘾后，着急的家长同样采取粗暴的方式，期望孩子在一夜之间摆脱网瘾，于是寻求能尽快见效的方法。

　　对未成年人进行残酷的训练、体罚，甚至采取电击方式，被认为是最快速见效的办法——当孩子被殴打、电击之后，他们大多会马上答应不再上网，并大喊“我爱妈妈”，“爸爸妈妈对不起”，不少父母就认为起作用了，但这是被威逼之后的求生反应，当离开体罚、电击，老毛病仍会复发，父母们不会认为是教育方式有问题，而是认为体罚、电击还不到位，又继续送去矫正学校，这让矫正学校的生意极为红火。

　　美国是一个互联网高度普及的国家，可网瘾现象却很少，原因在于，美国对父母陪伴、指导孩子上网，有社区指导和服务，父母不是禁止孩子上网，而是和孩子一起上网，在上网时培养孩子健康的上网习惯，并学会识别不良网站，同时控制上网的时间。由于有家长的陪伴、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在离开家长监督的环境中，也不会失控。我国不少家庭则不同，对学生采取禁网的态度，家长们以为只要让孩子不接触网络就没事，殊不知，孩子一离开家长的视线马上进入网吧，由于没有养成健康上网的习惯，很快就失控，染上网瘾。

　　在香港、韩国，对于染上网瘾的孩子，通常采取的矫正方式是生活教育，即增加父母与孩子的交流、沟通，并由社区、社会公益机构招募志愿者和这些孩子一起学习、交谈，参加社区活动，这种生活教育、对话交流方式，耗费时间颇长，却是矫正的正途，因为这直指问题的根源。

　　我国家长缺乏矫正孩子网瘾的耐心与缺乏社会支持有关。一旦孩子染上网瘾逃学，学校通常会叫家长把孩子领回家，与此同时，社区对此却不闻不问，家长只有独自面对矫正孩子网瘾的问题，而手足无措的家长也不知道该怎样矫正，由此产生出庞大的矫正市场。

　　舆论普遍呼吁加强对矫正机构的监管，规范其经营，但这远远不够。政府部门、学校、社区、社会公益机构都应该重视对问题少年的行为矫正。首先，我国应该有不同类型的学校，满足不同受教育者的需求。在美国，有的公立高中就实行军事化管理，专门招收纪律意识不强、行为散漫的学生，这受到不少家长的追捧，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其次，在学生出现网瘾等问题之后，学校不能简单将其视为差生并推给家长，应该和家长一起教育、引导学生，包括开展各种社团活动，让其融入其中，以及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再次，社区和社会公益机构应该介入关注这一群体，目前，社会公益机构对网瘾少年的关注远远不够，有必要采取政府和民间机构合作的方式，开展对网瘾少年的矫正，可以由政府出资，委托社会公益机构，对网瘾少年进行以生活教育、对话交流方式为主的矫正，这样才能避免非法矫正机构的野蛮生长。熊丙奇(学者)

　　现代控制术与儒家无关

　　19岁少女郭凌凌被体罚致死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伤人者理应受到法律严惩。但屡屡出现这类因网瘾被体罚致死的事件，教育管理部门难脱监管失职之责。

　　网瘾说到底，不过是对网络的一种心理依赖，不是疾病，更非犯罪。这类戒网瘾学校，为谋取利益，却以监狱和集中营的方式，来惩罚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显然是对儿童和少年权利最大的伤害。

　　这类戒网瘾学校，也与教育无关，无非是使用强力控制，使孩子因心生恐惧，而不得不服从。这种现代控制术，首先会从控制人的身体开始，使用军队与监狱的管制措施，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通过统一行动、严格的时间表或对身体姿态的强制规定，来实现对人的控制。这种控制术认为，只有让人的身体成为一个审判的小法庭，思想才更易被规训。孩子即便真能接受这种训诫，也会对自己的心理与个性造成极大伤害，出来后，或变本加厉沉沦于罪错之渊，或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服从者，自卑胆怯，难有人格尊严或独立精神可言。这样的孩子即使戒掉了网瘾，也可能成了一个废人。

　　如今有个最大的误解，一说起打孩子或体罚孩子，就说来自儒家思想，似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民间，过去确有“棍棒出孝子”之类的说法，但这些与儒家文化并无关联。在古代，各国都有把体罚视为教育手段的传统，如古埃及人认为“儿童的耳朵，长在脊背上，只有打他，他才能听见”；古希伯来的《箴言》中，也有体罚孩子的说法：“只有管教之杖，可驱除孩童的愚昩”等；古斯巴达人更是把棍棒与鞭笞视为培养男孩和勇士的常用工具。可见，把体罚视为教育，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例。

　　儒家经典中，几乎找不到肯定体罚的记录。如今认为中国有体罚传统的文章，能追溯到的资料，不过有两句话：《尚书·舜典》里有一句“朴作教刑”，郑玄对“朴”的注释是“榎楚”，榎是楸树，楚为荆条，是古代用作教鞭的材料。《舜典》所言，不过是说用“榎楚”作为刑杖的工具，处置犯罪之人，但后人皆把“教刑”字释为教育之刑，实为误读。另一句，出自《礼记·学记》，所谓“榎楚二物，收其威也”，也不过是说用教鞭显示教育之权威，有示威之意。除此两句，四书五经中，再也找不到肯定体罚学生的说法了。

　　对中国古代教育影响最大的，当属《论语》和孔子。《论语》中，也找不到一句要体罚学生的话或事例。“仁爱”是儒家教育的哲学基础，仁爱的起点就是反对一切暴力，孔子不仅反对一般暴力，就连司法这样的合法暴力，孔子也是不提倡的。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非常清楚，如果对人不注意暴力实施的边界，就可能将暴力心理传导给他人，更别说对孩子了。孟子更是一个坚定的反暴力主义者，所以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暴力并不能使人心服，只有以德服人才是真正的服从。《史记》中孔子还说 “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讳伤其类”就是反对一切暴力。

　　孔子连强灌硬填的教学都反对，更别说通过体罚来教育孩子了。他践行“有教无类”，他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坚持“诲人不倦”的言传身教，他主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以学为乐。这些都注定了孔子是反对体罚的，子贡评价孔子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孔子之所以被称为至圣先师，正因为他的教育精神充满仁爱，师生关系也真诚融洽。

　　王阳明也是反对体罚的，这从他对当年教育的评价可看出来：“近世之训蒙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打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可见，由于宋儒极重师道尊严，宋明之后，体罚学生可能才成为私塾的常态。当年私塾老师喜用戒尺体罚孩子，戒为“警戒”意，尺是“尺度、标准”。有学者将当年对学生的体罚，分为10类，如罚站、面壁、罚跪、打手心、捏耳朵、禁午饭、留夜学、罚抄字、罚做值日等。当年的这些体罚，比起网瘾学校可置人于死地的“摔后倒”来说，仍属小巫见大巫。

　　打孩子是一种野蛮行为，应成为成人社会的共识。因孩子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所以当你伤害孩子时，他无能为力。心理学早已证明，一个孩子如经常挨打，极可能变得性格孤僻，或自卑懦弱，或暗含暴力倾向。对孩子体罚，只会伤害到孩子的心理和自尊。

　　《说苑》中有个故事，说的就是孔子对曾子的批评，孔子认为曾子之父打曾子，曾子不逃走，属大不孝。在孔子看来，父亲打人，如出手过重一定要逃走，以避开暴怒，否则把自己命丢了，还陷父亲于不义，这是天下最大的不孝。至于学校老师会把孩子打死，这个孔子肯定未曾预料到。所以，绝不要把这种罪责也推给孔子和儒家。叶匡政(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