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福喜事件：为何“敢”在中国变坏

　　龙应台问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若搁在上周再问这个问题，全国人民怕是要齐吼了：生气，而且非常生气！就在上周，新华视点官微报道了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的质问：福喜为什么敢用双重标准？在中国就敢卖过期肉？

　　在中国才“敢”，深层里还有个更尖锐的问题——偏偏中国人就“好糊弄”？

　　这么一问，福喜事件就更严峻了：不单牵扯质量问题，还涉及“面子”问题，非问个究竟不可。

　　上海福喜大卖“过期肉”，几天之内两度伤害了国人感情：一者，李毅中痛批的缺乏道德底线——用惊人规模经营过期肉，仅上海封存的就有上百吨，被大家吃下肚的不知有多少；二者，以上纯粹是对国人的“特殊照顾”，作为一个全球公司，福喜被曝在各地执行不同标准，尤在中国执行的规范最少。

　　其实，对中国人差别化对待，早已不是一家外企的问题了。之前，知名药企葛兰素史克曝出“行贿门”：同款药，在中国出厂价是韩国7倍多。再加上我们用着比国外更贵的苹果手机，穿着更贵的耐克鞋，每每在进口汽车召回时总成被“遗忘”的群体。到了中国就变“坏”，早成了外企普遍存在的问题。

　　问题是，一向以管理严格著称的外企，缘何到了中国就变了？

　　家里有孩子的，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有的孩子，在稍严厉的父母面前还算规矩；一旦到了爷爷奶奶面前，却活脱脱成了个淘气鬼。孩子还是那个孩子，为何一下子大变样？只因到后者那儿“监管”松了，“好孩子”的标准降低了。

　　外企也正像那个孩子，在国外讲规矩也非天生，而是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和约束，但一来到中国换了个环境就不好说了。都知道，国内也一直不乏相关法规，但执行力上貌似总不够有震慑力。

　　记得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成龙曾拍着桌子说过：“我们内地的执法太不严了，一帮导演到了新加坡不敢抽烟，可是到了珠海，在有警告的情况下依然抽！所以我们的执法一定要严！”当时一个细节是，成龙说完这句话后，现场一片沉寂。

　　联系到这个，如果再追问“是谁给了他们无视道德底线的胆量，是谁给了他们胡作非为的空间？”答案不言而明。

　　恰巧的是，上周与“敢”在中国变坏同样有启迪意义的，还有一个“不”在中国的新闻。

　　就在上一周，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署1500万美元助学金。有人质疑，作为国内地产商为何不选择中国高校？潘石屹回应：这次助学对象仍是在哈佛的中国贫困学生。

　　之后，北青报评论员潘洪其文章曾作注解：哈佛等私立大学来自校友和社会的捐款是最主要的资金保障可谓家常便饭。而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捐款，更重要的是，捐赠者对这些大学管好用好捐款怀有高度的信任。这些名校在完善的大学董事会监督和严格的外界监督下，一分钱也不敢乱花，这与国内一些大学在建大楼、“三公”消费上不惜血本形了鲜明对比。

　　两件事最后触及的还是同一个问题——“里子”。监管不够严，所以敢在中国变坏；同样，监管不够严，不在中国行善。一正一反，无异于对国内监管执行力的双重鞭笞。

　　话至此，有个问题就显得比较急迫了。

　　诚然，最终能保护中国人的，还是且只能是那个“双重标准”里的“中国标准”。它的内容如何，执行力如何，两者同时足够严格才能真正保护到我们。

　　眼下，新的《食品安全法》正在修订，且号称将是“史上最严”，这让我们欢欣鼓舞。但有福喜事件摆在面前，不得不让我们眉头紧蹙：对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现行食品安全法倒是有“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等规定，但在我们印象中，能找到令一众企业引以为戒的罚单吗？

　　福喜用它的过期肉提醒我们，即便新食品安全法如何“史上最严”，若仍像以往一样得不到严格执行，也无法保护我们。民间有谚：满屋老鼠跑，必定有窟窿。再次碰到福喜这样的不良企业，我们能不能别总找他们的问题，先看看自己亲手凿下的窟窿在哪，堵上了才能彻绝后患。（李玉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