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东街口露宿者：靠捡瓶子为生 父母去世不愿回家

　　在繁华的东街口，聚集着这么一群人，他们白天靠捡一些瓶瓶罐罐和打零工为生，晚上7点过后回到邮电大楼正门前不到40平方米的厅堂过夜。不少人维持这样的状态好几年。

　　这些曾经的农村青年各自有一段不愿提及的经历，继而开始流浪。他们是勤劳还是懒惰？是自由生活还是逃避责任？记者尝试勾勒他们的生活模式和行为逻辑，他们的身影却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变得愈发难以捉摸。

　　河南人赵甲：16岁开始流浪靠捡瓶子为生

　　虽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河南人赵甲(化名)还是没有改变现状的冲动：“现在为什么过成这样？就是懒。”

　　1977年，赵甲出生在河南周口沈丘县一个农村家庭。幼年时期，父母相继过世，他因此从没进过学校。大概从16岁起，他离开老家，开始流浪。

　　流浪生涯的前半段，赵甲在郑州、上海和杭州度过。在繁华的城市中，他因为没有身份证而无法打工，但发现生存并非难事，捡瓶子就能养活自己。

　　大约2008年，赵甲从杭州郊外的铁道爬上运煤的火车。对他而言，这列火车的目的地并不重要。“我到哪还不都是捡瓶子？”就这样，他来到了福州，并在东街口邮电大楼“安家”，每天在屏东至洪山桥一带捡塑料瓶。

　　前晚7点过后，流浪者们陆续回到东街口邮电大楼。白天捡的塑料瓶，通常能换回三四十元。事实上，每晚固定睡在邮电大楼的七八个流浪者，大概有一半的人月收入达到了福建省最低工资标准中第一档的1320元。

　　被问及感情经历，一直漫不经心的赵甲突然严肃起来。他放下手中的馒头和白米粥，像是纠正错误一样反问：“盲流子谈什么恋爱？”20多年的流浪生活，几乎磨掉了赵甲对自我的认同。

　　但在目睹一名年老体衰的流浪者孤独地病死之后，赵甲对自己的流浪生活开始担忧起来：“以后的事没一定，老了咋办？”福建人张乙：难忍体力劳动选择离家流浪

　　本应是清晰的家庭记忆，却被张乙(化名)简化为四个字：种田、劈柴。最终，驼背的张乙无法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个人跑到福州，从此与家人失联。

　　张乙今年45岁左右，平时喜欢戴一顶棒球帽，深蓝色T恤上的“NEWYORK 5”异常显眼。他是露宿东街口邮电大楼流浪者中唯一的福建人。

　　张乙从松溪老乡那里得知，妻儿曾到福州找他，但无功而返。临走时，母子俩托老乡带句话，希望张乙能回家。但是，张乙已经习惯了流浪生活。“干农活太累，其他事我也做不了。”说这话时，张乙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张乙曾经尝试结束流浪生活，但以失败告终。身份证丢失，意味着没人愿意雇佣他。这几年，他干得最久的工作就是在东方百货当了一晚上的临时搬运工，挣了100多元。

　　夜幕降临时，邮政营业厅的年轻女白领关门下班了。张乙想起了儿子：“我儿子跟她们差不多大，他应该是1991年出生的。”

　　这意味着，2009年张乙离家时，儿子已经成年。当谈及家庭责任时，张乙提高嗓门说：“孩子已经超过18岁了，我逃避什么家庭责任了？”江苏人方丙：父母接连去世不愿回家奔丧

　　凌晨时分，48岁的江苏扬州人方丙(化名)终于睡着了。他的枕头，是一块20厘米长的青砖。他总是睡在东街口邮电大楼门厅正中的大理石柱背后，因为这里背风。

　　在这群流浪者中，方丙的年龄不是最大的，但他在这里住得最久。1992年，方丙从福建退伍。回忆起1989年被招兵干部选中时的情景，方丙激动地说：“我们乡一共才选中了12个！”

　　当年，方丙所在的村子有6名青年应征，只有方丙通过了层层选拔。村干部出面组织全村人摆酒庆祝，整个家族把他当成骄傲。

　　1992年，方丙退伍后曾回扬州短暂逗留，之后返回福州，开始短暂的打工生活。“我复员回家没办身份证，(在福州)去工地当小工，别人一天都是80元，包工头只给我40元，还要干10个小时，我受不了。”

　　他想回家，但在福州火车站，他的口袋被割破，钱全部被偷。后来，他的大姐给他寄来500元，他决定不走了。“一个朋友说我，回家也没事做，还不如在福州，自己养活自己。”

　　不久后，方丙开始了以东街口邮电大楼为中心的流浪生活。他每个月会给大姐打电话，大姐哭着求他回家，但他都以工作繁忙为借口进行推托。直到现在，他都没跟家人说自己在流浪。

　　方丙还做过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事。1997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大哥大嫂催他回家，他不为所动。父亲的丧事刚办完，母亲又去世了，大嫂和三个姐姐哭着求他回家奔丧，他又拒绝了。

　　“老人办丧事的钱要两个儿子平摊，我没钱，回去也没什么用。”方丙以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然后一口气将手中的酒喝掉，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慢慢湿润了。

　　“他们的宿命就是流浪”

　　导演郝刚曾在2012年拍过一部以福州流浪者为题材的纪录片《寻找流民小陈》。这部时长100分钟的影片，以一首《小街故事》结尾——“为了温饱和敏感的神经，既脆弱，也无情”。

　　郝刚在长期接触拾荒流浪者之后，得出结论：“大部分流浪者已经无法融入社会，他们的宿命就是流浪。”

　　福州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科刘副科长对夜宿东街口的流浪者关注已久。他无奈地发现，这些每个月靠捡瓶子能挣1000多元的流浪者，很多人不符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对救助对象的界定。“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在城市乞讨度日，光是这三条，他们大多数不符合政策。”事实上，福州市救助管理站去年救助5235个人，绝大多数是因为紧急原因需要免费车票回家的。

　　更让救助管理站感到尴尬的是，东街口的流浪者不愿意接受救助，部分原因在于，流浪者在以前的收容遣送站有过并不愉快的经历，他们把进入遣送站的过程称为“被抓”。刘副科长认为，流浪者“被抓”进遣送站只发生在2003年以前，因为此后的救助管理办法为行政力量明确了界限：被救助者必须是自愿的。

　　救助管理部门认为，城市流浪者最根本的矛盾，就是救助政策的定位是临时性的，他们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必须经过相关部门长期努力。　■记者 林春长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