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大校长：有些科学家怕被骂汉奸 不去争论转基因

　　“转基因产品不会断子绝孙”、“转基因产业化没有利益集团来控制”、“转基因食品安全，隔壁大妈说了不算”……

　　每逢“转基因”三字出现在媒体上，都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如此关注过一项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如说围绕转基因的论争，是一场“非典型”的社会活动。

　　然而，剥除“食品安全”、“政治博弈”、“文化差异”的繁复面纱，转基因论争的背后，已嗅不到科学的半点味道。

　　摆事实

　　转基因安全没有“争论”

　　使用转基因，

　　化学农药可以降低1/3

　　吴孔明(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有一些“科学家”对某一个问题可能都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但是我们应该区分，主流的科学界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100个科学家如果有90个科学家赞同这个观点，就很有说服力了。

　　还要看反对的科学家是不是该领域的科学家，假如是一个非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比如搞水利的，他反对(转基因)并没有说服力。我们的科学共同体，比如说美国的医学科学院、FDA，已经有很多类似权威组织是明确表态转基因是安全的，代表了主流科学家的观点。至于说也可能存在科学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但关键是他们有没有证据？他们做了实验，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科学不科学？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回避不了转基因，因为我们国家每年进口6000万吨转基因大豆，我们主要吃的食用油都是从转基因的大豆压榨出来，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很正常。我本人搞昆虫，我非常清楚bt蛋白和昆虫的关系，我认为正是因为使用了转基因技术，减少了化学农药的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安全。棉花种了转基因品种，将棉花用药降低了50%，现在每年我们土地上用了183万吨的农药，如果使用转基因，我认为我们化学农药可以降低1/3，甚至更多。我们的环境污染防治、食品安全会得到很大的保证。

　　姜韬(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我把转基因有关的话题称之为转基因大参与。它是一个社会现象，第一个标志是谣言横行，无视科学结论，而且把很多问题弄得很大。关于转基因方面的问题，科学界有定论，转基因没有科学争论。法学界关于转基因的定义叫“转基因论争”，只发现了争没有真正的论。

　　我希望达到一个基本共识，转基因话题首先要回归科学。它是转基因大讨论的前提和分析的基础。

　　关于转基因技术安全性。我们想讲它的安全性是确定的，为什么是确定的？一是科学共同体具有共识；二是实验科学不需要也没有必要争论；三是转基因的确定性和所谓不确定性，现在我们都是清楚的，而且随着科学研究的发现，转基因确定性被不断地丰富和证实，这是我们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共识。

　　实验科学解决问题从来靠的是做实验找证据，绝不是争论不休。南京大学有一个重要的进展，说吃了大米以后，大米有一种miRNA，可以进入血液里调控基因表达，有潜在的风险。科学家重视吗？高度重视，有争议吗？没有出来争议，因为最后的结果要靠证据来证明。

　　美国转基因作物已经超过了所有种植面积的一半，我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非常滑稽。美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都种植着转基因作物，这是事实，不需要讨论。

　　讲道理

　　科学发展需社会共识

　　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

　　往往政府表态滞后

　　许智宏(原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

　　转基因技术前后也有40年，我想公民对育种是怎么一回事，很少有人清楚。实际上，育种本身就是不断地改变基因，今天吃的番茄，最原始的是小小的樱桃番茄，到今天这么大，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大概改变了20多个基因(在漫长的自然过程中)。转基因不过是利用现代分子技术加速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近代的分子育种也好，转基因育种也好，我自己觉得它是传统育种的延续，从此意义上讲并没有多大差异。所以这一点，我想公众应该明白育种是做什么的。

　　多年来食品安全出的问题使中国的公众对食品有了很大的怀疑，现在遇到一个没见过的东西，大家首先就怀疑是不是转基因的。再加上商业不正当的竞争，比如到超市去我也经常注意标签，基本上大豆油都有了转基因标识，但把向日葵、花生油都标上“非转基因”标签，实际上根本没有转基因的花生和转基因的向日葵，这是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他们这样做就是给人一种心理，好像转基因就是不安全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使公众更多地了解，当然体系也要更加的透明，大家会更有共识。

　　不光是转基因作物，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往往政府表态滞后。我觉得中国的科学家应该更多地来参与与公众的沟通，以科学的证据、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来进行科普宣传。当然我也知道，学术界有一些科学家也怕，怕一争论之后被人家骂，有的骂汉奸、卖国贼。

　　Peter Raven(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在早期的讨论中也讲了，科学界有责任与义务找到办法更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全世界有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致力于这样去做，帮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

　　但是另外一方面，媒体也有责任去甄别已被科学证明的事实，对一些人的言论，我们要进行甄别，虽然说人有言论自由，但有些观点并不是严谨和有效的，不是基于同样一个科学论据上的讨论，作为媒体代表，我们要一起来甄别这些不同的观点，科学界也有这样的共识，很多国家科学院也都达成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作物不会造成安全影响。因为普及到全世界应用之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测试，我希望大家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

　　谈误区

　　民众信任是关键

　　巴西民众也担心

　　转基因产品有毒

　　Alexandre Nepomuceno(巴西科学院院士)：

　　到目前为止在巴西总共有38个转基因作物已经被批准在巴西境内种植了，大部分是有抗杀虫剂和抗除草剂功能的大豆、棉花和玉米等。在巴西新法规的规定下，只要食品当中有超过1%的转基因材料就必须要进行标识，在巴西是黄色的三角形，中间有大写的“T”，我们使用这样的标识系统已经超过五年时间。

　　在巴西，也有民众担心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例如担心它有毒，或是会产生其他不良的影响。但是在巴西，媒体和科学家一起向公众解释，实际上转基因技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就已经在我们身边了，比如胰岛素，都是转基因的细胞生产的，还有会向他们解释很多的疫苗都是经过了DNA重组的，人们听到我们这样的解释之后，一些人开始明白现在只是转基因技术被投向了农业而已。

　　以巴西的菜豆作为例子，这是一个巴西人常见的食品，也是非常容易受疾病影响的物种。为了保证它不受疾病感染，制造商就会使用大量的农药来喷洒菜豆，但是我们有了新型的菜豆不需要喷洒农药的，我们会向公众展示，你们更想要哪一种菜豆，是有大量农药的菜豆，还是没有农药的菜豆，这个答案是很显而易见的。

　　朱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上个世纪末，欧洲的转基因技术研究明显的比美国要先进。第一棵转基因植物是欧洲研发的，第一个系统的、现在普遍采用的转基因技术体系是欧洲做的。

　　但是一过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转基因)产业化上迅速发展，美国公众对政府是信任的，政府说安全就认为是安全的。但欧洲连续出现诸如疯牛病、艾滋病血浆等食品和公共安全问题，造成民众不信任。我一直举这个例子，中国千万不要走欧洲的路，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大国，都是研发强国，从基因研究，到转基因技术，到新品种培育，这几个我们都做得不错，但是没有形成产业，没有形成市场。

　　(主笔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