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人垂暮 勇士不老

　　中新网南京12月10日电 题：(国家公祭日)特写：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人垂暮 勇士不老

　　中新网记者 朱晓颖

　　他们撕揭年幼时烙下的战争痛疮，剥开人生最痛楚的血泪亲历讲予人听，每一次讲述，都成为历史的呈堂证供。

　　他们对数字不甚敏感，不论惨案距今17年、57年抑或是77年，只要活着，四处奔走于二战参战国及世界各地，为史作证、代言。

　　他们有好几个“家”，分散在南京老城区或偏隅城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刻入黑色亲人名字的“哭墙”前。

　　他们甚至不惧怕死亡，向子女嘱咐安顿了后事，在遗体捐赠协议上签下名字——此世不留一物。死亡，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与阴阳相隔77年的至亲眷属、手足同胞再度团聚，永远到家。

　　他们走过战争，成了和平最虔诚的守望者、护卫者、祈祷者、祝福者。

　　他们是这样一群愈活愈勇、心无畏惧的老人，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琴：“放下”不易 还盼“公道”

　　不要仇恨，要铭记；不为复仇，为纪念。

　　夏淑琴一家七口人惨死在侵华日军屠刀之下，欲“不恨”，又谈何容易？

　　85岁的夏淑琴老人，前半生在痛苦回忆中度过，后半生与日本右翼势力不懈斗争，她忽然明了：放下仇恨，是为更好地记忆。

　　二十年前，夏淑琴穿上少有的裙子，踏上日本国土，那年她65岁，成为战后第一个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八年前，77岁的老人因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其是“假人证”，愤慨赴日应诉，并当庭反诉对方侵犯名誉权，终大获全胜。

　　“这张是1994年第一次跟朱馆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到日本作证”，“官司胜诉以后，我胸前佩戴了白花，律师们还在一起合影”……家中，老人展阅旧相册，逐一指着老照片，过往犹历历在目。

　　她坦承，真正的宽恕源自真相还原：“有生之年，最大的心愿，是能看到日本人承认南京大屠杀(历史)，包括我家七口在内，那三十万被杀的人，在黄泉下也能闭眼睛(瞑目)了”。

　　今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即。老人参加活动，接待访客，愈发忙碌。

　　她特意修剪了头发，将如往年一样，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站在南京和平集会大广场上。

　　余昌祥：看淡“生死” 不吝“捐赠”

　　“今年走咯，走咯”……听闻记者问起老伴去向，余昌祥老人语气一沉，挪入里屋，望着老伴的黑白遗像，喃喃自语，“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你怎么先走了？”说着，他忍不住哭起来。

　　那些刻骨铭心、惨绝人寰的屠戮画面，那些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老伴在世时，曾是他最好的倾诉者。

　　77年前，父亲被攻入南京城的日军捅杀，亲见手无寸铁百姓被日军砍头、强奸、抢劫……当年11岁、已记事的余昌祥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这段往事被他“自闭式”尘封深埋75年，直至少年也熬白了头。

　　“过去总归不想提，提到我就不舒服、心里痛苦。到2012年，我去过纪念馆，才开始对外说起这些事。”老人解开多年心结。

　　在其86岁高龄时，他终放下胸中多年积郁芥蒂，应邀赴日作证。

　　亲历过战争暴戾、骨肉分离，今年88岁高龄的余昌祥看淡了生死，早年与老伴一同在遗体捐赠协议上签下名字。

　　“人就是个皮囊，就活这辈子，生命很脆弱，我认为(遗体捐赠)对社会还是有点贡献，也是和老伴约好的。”老人说。

　　孙富祥：延续家史 代际传承

　　“我一百岁啦！”

　　“把纪念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身份证件)拿来！”

　　“把纪念卡收起来！”

　　在孙富祥家中逗留沟通良久，老人脱口而出仅此三句话。

　　今年刚过百岁寿辰的孙富祥，是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年纪最长者。

　　听力不佳、腿脚不便、反应不灵，老人无法下地行走，饮食起居完全依赖家人轮流贴身伺侍。

　　77年前，23岁的孙富祥曾在南京、扬州先后遭遇日本兵，小伙接连三次死里逃生。如今，百岁老人儿孙绕膝，四世同堂，拥有一个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祖辈们的记忆正以家庭为单位口口相传。

　　老人很难开口说话，但仍保留着读报的习惯。他擒住放大镜，看到近日报纸标题大黑字“国家公祭”，抬起头用手指指划划，向家人示意。

　　由于年事过高，孙富祥无法亲临今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现场，但他的家人说，这段承载着“城市之殇”、“民族之恸”的“家史”，将代际传承、永久延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