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返乡笔记走红：是鲁迅变了，还是闰土变了？(3)

　　亲历者言

　　回乡最怕亲友问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常培杰专访

　　羊城晚报：博士返乡笔记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您觉得意外吗？

　　常培杰：“博士返乡笔记”作为一种现象引发大家关注，就我个人而言，没啥意外。这个话题早就存在，也一直有讨论。只是起初王磊光博士的文章得到了新媒体的有力推介因而形成了话题。大家关注“博士返乡笔记”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大家关注博士群体，可能觉得他们多读了些书，会提供一些新的、有深度的认识；另一个是，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在外工作，每年返乡再外出的人很多，容易形成共鸣。对于很多城市人来说，对农村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文字和影视材料，切身体会是很少或者没有的。博士返乡笔记基本是在城乡对比的框架内，以描述的方式再现农村生活，这为大家了解农村提供了一种通道。同时，我也发现，积极转发相关文章的，大多是农村出来的人。这说明，城乡问题，一直是他们关注的话题，内心也有很多困惑。

　　羊城晚报：现在您回家乡会感到近乡情怯吗？

　　常培杰：近乡情更怯，这种感受不只当代人有，古人也有。古人出去读书、做官、经商，离开家乡的时间往往很久，再回到故乡时，会害怕记忆中的故乡变了样，美好的记忆随着再次步入现实而一去不复返，于是内心就怯。当代虽然也有这个因素，但产生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压力，也就是担心被亲友问起收入、孩子、房子和工作等比较现实的问题，这其实是攀比心理引起的不适感，只要不在意也就无所谓。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在美国的那一年外，我每年至少回家两次，过年是必须回去的，父母在家里期盼一年半载了，也要回去陪陪他们，尽点孝心，自己也歇歇心。

　　羊城晚报：那您对故乡的情感认同深吗？

　　常培杰：我对故乡的感情很复杂，8岁左右就离开了老家，虽然中间又搬回去两三年，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学习、漂着。童年记忆是最顽固的，而记忆往往不是时间性的，而是依托于空间的。就我而言，虽然记忆中很多具体事情被后来太多的生活经历覆盖，能想起来的不多，但是只要回到那个环境，记忆力的东西还是会不时冒出来，而且经常会梦回故乡。故乡，就像个母体，你在里面是最舒服、放松和惬意的，闭着眼睛都能知道哪棵树站在哪，分几个树杈，不害怕迷路，也不担心找不到家。但是，在城市，陌生环境太多又太相似，你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从哪来的，要到哪去，需要一直提着一颗心生活，所以会觉得累，有漂泊感。

　　羊城晚报：春节在家您都干些什么？这些年家乡的年味如何，有没有变淡？

　　常培杰：我家现在还做点小生意。如果我在家，忙的时候会帮着父亲干干活，也会帮妹妹家照看一下铺子，闲了就陪父母看电视、聊天，也会读读书，在家读书心静，效果好，基本不写作。年味这个东西，早就变淡了。年味属于物质不丰裕时代的童年，因为有新衣服和好吃的，可以走亲访友，还有压岁钱。现在，年味就意味着一家人团聚和热闹吧。我家那边的传统习俗保持得还算好，有些事自己也要参与，比如磕头拜年。大年初一早上，早起去磕头，一本正经地磕，在屋里、在屋外、在街头、在巷尾，只要看到了年龄大的长辈，都要跪下磕头。年龄很大没起床的长辈，是不磕的，只在床边说说话。有些大龄长辈也要串门给老人拜年磕头。

　　羊城晚报：您对传统习俗在今天的意义怎么评价？

　　常培杰：传统习俗落实下来也就是礼仪。礼还强调内心的恭敬，不只是形式层面的做样子。礼不行了才强调仪。就我家中的一些习俗而言，大多跟民间信仰密切相关，不乏迷信色彩。你不遵循的话，老人们肯定不高兴，甚至会发怒。但是很多老礼，老人们也都觉得应该破一破，比如磕头。每年磕完了，大家在街头闲聊，都说以后就别磕了，见了面鞠躬说一声“过年好”就行了。但是，到了时候大家还是会去。这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不是一个人、一户人家能改变的。不过，有些习俗早就破了。比如，不过初五不离家远行，不出正月不上门讨账之类的。这是现代生活导致的自然变迁，不改也不行。羊城晚报记者 何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