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区县纪委给干部家属发倡议书上“廉政课”

　　“如果他从外面拿回了大额的钱财，作为妻子你该怎么办？”“你知道他平时工作在忙些什么？”两天前，丰台区人力社保局新任科级干部们带着家属，参加了一堂特殊的“廉政课”：夫妻共同参与了集体廉政谈话，并签下家庭助廉承诺书。今年“三八”节前夕，朝阳区也向辖区万余名党员干部家属发出倡议书：提倡当好“廉内助”，要常吹“廉政风”，常算“廉政账”。

　　朝阳给干部家属发倡议书

　　“家廉则人廉、家贪则人贪，”这是朝阳区发出的家庭助廉倡议书的开头。三里屯街道纪委书记李洪在倡议活动中表示，当爱人常在外面吃请时，问一问是否违纪吃请；当爱人拿回高额现金、礼物时，问一问是不是正当收入。当爱人深夜迟归时，问一问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在朝阳区纪委和区妇联共同起草的倡议书里，北青报记者看到这样几句“积极支持配偶、子女模范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廉政为民，支持配偶、子女顶住歪风”。区纪委相关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样“措辞”的原因：“家庭对领导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反向。比如妻子虚荣、攀比心重，天天唠叨说同样是领导，别人有车有房，为什么我们没有。作为领导他会怎么想？这样的攀比就很容易诱发犯罪。”

　　另一位纪委监察局的工作人员还透露，在此前的案件中，有很多涉及夫妻共同犯罪、家庭犯罪的案例，很多是源自家庭攀比这一原因。“其实基层工作很繁琐、压力很大，很多时候都没工夫着家。这时家里人的理解和正向的沟通，就显得更加重要。”

　　丰台纪委给干部家属上“廉政课”

　　在丰台区人社局的某会议室里，人社局领导、区纪委工作人员和各家属们围坐一桌。人社局领导的桌上还放着前来“上课”的家属名单，上面写着家属的名字以及工作单位等个人情况。

　　“区局管理着大量社保资金，掌握着审批权，带家属来参加廉政课，一来让你们了解爱人的工作内容，二来让你们当好家庭‘纪委书记’，帮我们监督他的八小时外。这于公于私很有必要。”丰台区人社局局长冯小光在廉政谈话会上这样说道。这次参加谈话的干部家属分别来自基金征缴、社保权益、居民保险等“腐败风险点高”的6个科室，同时他们也是平时跟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芝麻官”。

　　该人社局干部张淑芳的爱人表示：枕边风释放正能量。“你可别小看了一句‘晚上早点回来’，最亲的人一句叮嘱和提醒，往往是最有效果的。”区纪委工作人员说，“八小时之外的监督一直是纪委工作的薄弱环节。这时家里人恰好能填补这样的家督空白。”

　　曾有干部自己代签“助廉承诺书”

　　无论是朝阳区发出的“倡议书”，还是丰台区给家属上“廉政课”，在“家庭助廉”推行初期，都曾遭遇过干部和家属的质疑或不理解。是不是太形式化了？管干部怎么还管上家里人了？丰台区纪委宣传部的陈部长说起这样一段插曲：“我们有的干部认为这是作秀，没有把《助廉承诺书》拿给家属，而是自己代签。不过，大部分家属还是欢迎这种形式。一位家属表示，我愿意当家庭纪委书记，管好我家那位。不犯错儿，别进去，我和孩子都需要一个平平安安的家。”

　　观点

　　查案的教育效果其实更直接

　　任建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

　　北青报：近年来，从落马官员的腐败轨迹来看，妻子、儿子、兄弟姐妹等家人的身影时常闪现其中。家人参与到官员腐败案件，据您了解，有哪些形式呢？

　　任建明：这样的家族式腐败案子很多。比如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3000多万元，除亲自收受4万元和100余万元装修房款外，其余都是通过他儿子受贿的。还比如，官员让亲属参加本单位的招投标、采购、销售，这些跟权钱相关的环节，都易发生损公肥私、为亲友非法牟利的违法犯罪。官员子女海外留学，每年高额的花费，都容易滋生腐败。当然，我不是说去海外求学不可以，干部们应该鼓励自家小孩努力多拿奖学金，而不是借此来受贿。

　　北青报：目前家庭助廉的形式和效果，您怎么看？

　　任建明：助廉其实过去也搞过，但我个人认为，当前纪委的工作要务是高压反腐，查办案件，查一个腐败案，要比教育10个干部家属紧迫得多。相比教育家属，做好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这更重要也更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邀请家属列席。

　　北青报：从国外的廉政教育经验来看，有哪些可以借鉴的？

　　任建明：香港上世纪70年代成立了廉政公署，他们有一个专门部门叫社区关系组，里面有200人，主要做全员的廉政教育工作，从官、商、社区、青少年等各类人群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如此，大众传媒也在其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廉政公署的最初人力还是投入到查办案件，“一坨一坨”地打击贪腐，前后花了10年时间才转到廉政教育。

　　文/记者 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