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中的中国乡村何处去：青壮年离村 人情冷漠(2)

　　二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没有老人的帮助，建这样的楼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少年轻人跟我说，如果没有父辈的支持，他们不知道要怎么生活。他们就是留在村里，也很难完成父母所做的那么多事情：既要下地干活，又要带孩子，还要建房子，不全包工光建房子就累死了！他们情愿出去打工。

　　多数家庭孩子出生几个月就放在家里由爷爷奶奶带，如果带到城里且不说教育、医疗等保障没有覆盖农民工群体，即使各种制度条件具备，将子女带到城里起码要一个人在家专门带孩子。如果把老家的爷爷奶奶接到城里带，不仅少了一份老家的收入，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也多了一层。打工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让孩子留守在家里虽然不是很好，却恐怕是目前条件下许多家庭的最优选择了。

　　年轻人刚结婚，成立的小家庭属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各方面都需要父辈扶持。老人要给他们带孩子，要让他们打工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安定的居所，过年过节有一个团圆的地方，在大城市打工疲惫的身心得到安慰，打工淡季返乡的时候有基本生活保障，漂泊不定的情感也能有所寄托。

　　老人留在农村不是坏事，老人在农村可以下地干活，可以带孙子孙女，串门聊天晒太阳，有田野、有绿色、有朋友，比起在城市，他们辛苦劳作却可以活得更加健康。农村两个老人带三四个孙儿十分常见，几个儿子外出打工，他们的孩子都交给父母，这样的“工作强度”“工作效率”仅限于农村熟人社会，因为“这个抱抱那个抱抱一天也就过去了”，几乎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进了城，老年人就成为纯粹的消费者，在农村却是生产力。

　　三

　　当然，上文的分析是对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沿海农村、城郊农村或者资源型村庄，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全国占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可以说农民家庭的平衡悬于一线，这种平衡建立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上，这里，半耕显得特别重要。可以说，半耕，维持了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家庭负担系数的安全值，使得父辈能够为子辈提供必要的支持，子辈的家庭得以顺利过渡，实现了以乡促城、以城带乡，城镇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半耕不是阻碍了城镇化，而是助推了稳健的城镇化。半耕通俗些说，就是父辈在家种地、带孩子、建房子。仅仅靠半工，平衡立刻就会转为失衡，导致家庭不稳甚至社会动荡。半耕，执行起来也很简单，很容易，让父辈在农村呆得下去，有地可种。对父辈而言，虽然很辛苦，可在祖祖辈辈生活劳作的地方辛苦也是一种享受。不得不说半工半耕是一个精巧的家庭结构。如果强行推动土地流转，或者强行灭村，后果可想而知。灭村容易，再想恢复乡土社会业已脆弱的联系恐怕很难。

　　农村的老人叼着一根自制的烟卷，坐在树荫下也好，走在田间地头也好，眼神中饱含满足，这种意义感、精神上的满足感是绑在乡土上的。半工半耕模式在当下也超越了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还关乎乡土文明和很多人的尊严。( 王会)

　　巨变中的乡村向何处去

　　最近10多年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感受到了中国农村巨大的变化。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师生连续三年利用春节返乡机会撰写回乡记，2013年写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写100多篇。从中心师生连续三年所写近300篇回乡记来看，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所写主题也不同，但所有回乡记都自然而然汇成一个时代主题，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

　　一

　　在阅读中心研究生所写的回乡记时，我发现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左右的同学普遍强烈地感受到了家乡巨变，有趣的是，他们所记忆的小时候的家乡，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状况，竟然与我小时候的家乡十分相像，这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然而2000年之后，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留下老幼病残，普遍出现了空心化。

　　将田野调查所形成的感觉诉诸统计数据就更有说服力了。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36%，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4%，短短十几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十多年时间，超过1/4的农村人口进城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从城市获得收入，主要时间都在城市度过。相应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对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不重要。

　　也就在这个世纪初，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数千年来国家都是从农村提取资源，皇粮国税不可免，2000年之后，国家逐步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巨大转型。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松动，不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巨变之中。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上述三个层面的巨变当然不是在世纪之交突然开始的。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告别已经循环数千年的传统社会，走上了巨变之路。这样一个巨变发生在各个方面，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时，农村仍然居住着70%的中国人口，农村社会仍然相对封闭，农村社会结构仍然稳定，一切都好像在变又未变。到2000年左右，农村变化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猛然间加快了速度，形成了令所有观察者震撼的能量，以至于相对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过去数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

　　二

　　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巨变，最显著的是大多数农村青壮年离开农村。这样一个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有很大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们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

　　据我们的调查，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这样一种家计模式可以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可以让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但是，这样一种半工半耕也必然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瓦解。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正好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广覆盖的新农合、新农保，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同时，国家也在大力改善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投入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存在的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在传统的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弱化甚至解体，而又没有别的力量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遍地这种具体事情上，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赌博愈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等方面，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正是这些问题聚集起来，呈现出让人震惊的乡村图景，触动了每一个春节返乡的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

　　三

　　毫无疑问，解决上述问题、重建乡村生活的秩序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是国家财政的支持。但是，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不能仅仅是把资源输送到农村就完事，还应当让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结合起来。资源下乡若没有带来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却让农民形成了依赖思想，农村组织能力更弱了，这样的资源下乡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已经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带，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农村不仅没有空心化，反而变得更加繁荣。从东部地区农村内部看，少数村民通过办厂经商发家致富，成了企业家；大部分村民可以在当地务工，获得养家糊口的收入；外来农民工则很难融入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发达地区赚钱，而准备回自己家乡消费。也就是说，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分化，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分化。

　　中西部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农村人口流出，甚至有农民全家进城不再种地，这些全家进城不再种地的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收入的家庭，从而在农村形成了大约占农户总数10%～20%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家庭结构完整、家庭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所谓“中农”家庭，这样的“中农”加上留守农村的老人、孩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为国家资源下乡和农村内生秩序形成提供了可能。

　　国家可以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国家很难解决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水利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通村公路的“最后一公里”、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等等，它们主要不是工程问题或国家投入问题，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够的问题。

　　基层村社组织很重要，因为农民有大量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合算”的事务。这些事务不仅涉及生产生活，也涉及村风村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孝道不彰、人情竞争失控等问题的发生，固然有城镇化、市场化大潮影响的背景，但缺乏组织的原子化的乡村对这些冲击缺乏抵抗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亲族关系密切的农村地区，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往往能给予正面的回应，如通过族人协商，达成共识，有效地避免人情支出的恶性膨胀。这给我们以启示，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当是基层组织建设。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与国家资源下乡有机结合，才能回应农民对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需要，才能抓住巨变时代乡村建设的牛鼻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贺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