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谈重回北京：这个城市能给的别的城市给不了(2)

　　“就是感觉我要是不拍电影，这辈子都白过了。”李霄峰说。

　　这位从小看着经典电影长大的愣头青，谈论着他对电影的理解，直言不讳地对当时的国内“大师”的水准表示不屑。“就好像生活的大幕即将拉开，”绿妖形容，“而我们这代人会成为场上的演员。”

　　很多年后她才知道，李霄峰当时是偷偷摸摸休学回家，时不时计算着时差给家里打电话，为了不露馅，说话前还要沉默一会，给“国际长途”滞后的语音留出时间。

　　蜚声西祠的顾小白，最有名的帖子叫《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可他当时还是铁通员工，工作稳定，单位分房，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哪怕老六，也正“被无力挣脱的幻灭感撕扯着”，找不到解决之道：“到处都是‘做’出来的书，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为婊子树牌坊，拿肉麻当有趣。”他声称“俺对这个行业的反感和绝望到了顶点”。

　　绿妖原以为唯有自己的生活才“千疮百孔”，回头望时，则见到了一批为生活所困的人。

　　然而他们在论坛上、在饭局里，诉说的却是理想与心气。这批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文艺青年相信“一切价值将被重新评估”，等着大幕拉开的那一刻。

　　也是在开始攒饭局的这一年，刚满20岁的柏邦妮辍学，背着几本电影书和家里的几乎全部积蓄，来了“基本上只认识一个人”的北京。

　　“我20岁那年，是个傻X电影青年，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电影。我决定辍学北上，去心中的电影圣殿——北京电影学院旁听。”12年后，有人在知乎上提问“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到北上广深打拼，即使过得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时，她这样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她告诉提问的人，“旁听的那一年，没出过海淀区，蹭所有能蹭的课，看所有能看的片，到港台资料室，复印当时买不到的台湾电影书。不让复印的，手抄。就这么抄完了朱天文的很多剧本。”

　　她很快在西祠胡同有自己的版“像邦妮一样爱你”。见到她的文字以后，包括绿妖在内的京城媒体编辑开始约她写稿——先是资料写作，后来就去跟明星面对面谈。这和绿妖的经历也很像：刚到北京时，李霄峰曾代表网易向她约稿。没有名校学历，不是科班出身，都没有关系，“她是那拨作者里面最好的，她赤诚”。

　　“我们都是从互联网开始的。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平等的平台，”李霄峰说，“让大家可以往文学、电影里面走。”

　　李霄峰“最穷困潦倒的时候”，被绿妖派去采访歌手阿杜。其他人知道了，都觉得后怕：“你怎么敢让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去采访另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采访张曼玉时，柏邦妮被拉到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店”，一整个团队围着明星忙忙碌碌。然后她被告知：只能问两个问题，你想问什么？

　　这位电影青年说：我想问张曼玉爱看什么电影。

　　对方“惊了”：这么宝贵的机会，你就问这个？

　　绿妖印象深刻的，则是一次有网友在BBS上求助：洗衣机坏了，该买个啥样的好？大家伙七嘴八舌地凑上去出主意。绿妖思索了好久才意识到：“原来这才是生活真正的样子？”

　　平时大家不聊这个。

　　有太多的理由不喜欢北京，可这城市让绿妖感觉“青春留了点东西下来”。在一次次的饭局中，从形形色色文艺青年的谈话里，绿妖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地图”，就像面对浩瀚星空，她如今能够找出自己的大熊星座或是射手座。

　　到现在，每当要开始写一篇非虚构作品，绿妖都会拿起《光荣与梦想》或者《巴黎烧了吗》，一读再读。这两本，都是当年饭局上屡被提起的“80年代新闻从业者的圣经”。

　　多年以后，柏邦妮从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课程班毕业。作为年轻编剧，她和李少红、彭浩翔、关锦鹏等导演都有过了合作。

　　回想当初来北京时“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并不自信，一无所有”的状态，她总结道：“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

　　那一刻，她几乎以为自己还能回到县城去。

　　一度，绿妖感叹她们那批人就像歌词里唱的：放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四年之后，当初一起在BBS上码字的那些超级电影fans，要么混到媒体，做鸡零狗碎的勾当，要么在偷偷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未遂后洗心革面，回到正常轨道，并从此消失不见。”

　　在饭局中聚拢的文艺青年们，随着BBS的衰落而消失于生活中。绿妖也在那时最后一次见到饭局上的李霄峰，隐约记得他“灰头土脸的”。在标记着“2005年”这一时间的不止一篇散文中，她提到别人，也叹息自己：

　　“我终于也能结结巴巴说上一些场面话了，我终于也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赞美奉承别人，——尽管总有些磕巴，我总算学会变脸大法、马屁神功、学会谈钱并讨价还价——必须承认，成长对有些人格外缓慢或艰难——我终于变成这个疯狂购物的冷漠女人，我终于没能戒酒，并开始抽烟。我选择成为今天的自己，并在心里把自己千刀万剐。”

　　生活的大幕真正拉开后，文艺青年们见到的，不是闪亮登场的自己，而是现实生活。

　　乍看起来，谁还在关心黑泽明呢？当北京二环内的房价全面突破两万元时，他们发现所有人都在讨论着买房。

　　时尚杂志编辑绿妖感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分裂”。按照老板的要求，她穿着名牌服饰出入各种富丽堂皇的场合，组织流光溢彩的活动。而在那两年她写下的小说《北京小兽》中，主人公李小路也正思索自己的去留：“留下来，就要忍受北京这该死的堵车，该死的房价，该死的夏利车的消失，从此打车都是两块钱的恶劣现实；忍受老板挑剔你的穿着，忍受工作是寻找一个上流阶层，他们身家千万挥霍无度，只是生活里谁他妈也不认识半个这种人。”

　　绿妖“徘徊在主流价值观之中”，却发现那里似乎没有她的位置。

　　2007年年底，绿妖试着回到县城老家。第一时间，她给自己在县城图书馆办了张借书卡，想着：书再少，鲁迅全集总有吧？

　　回到县城之前那一两年，她从时尚杂志辞职，在远离喧嚣的北戴河租了间房，专门写作，吃顿饭都要走上好几里路。辞职前，她把时髦衣服都打包起来，有齐腰那么高的“袒胸露背的衣服”，全都寄回老家。她在北京城里徒步，积蓄最少的时候，连离开北京的钱都没有。

　　曾经，她对那种“没有保障”的生活深怀恐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流落街头怎么办？会不会被送去收容所？……”

　　她的姥爷，一个读私塾的“民国文艺青年”，在人生最好的二十年里坚持不懈地要跟包办婚姻的原配离婚，到老了却劝女儿要过得老实安分：“否则年轻时你还能踢能咬，老了你怎么办？”

　　绿妖觉得这话“沉痛至极”，隐含着一个一辈子精力充沛、一意孤行的人对自己生命的否定。

　　而稳定的体制内又是“多么念旧情”。2008年，绿妖收到县城电力局的消息：编制还给你保留着，你还要不要回来？

　　那时候，她觉得，如果能住在父母身边，安安稳稳地生活，也许没那么糟？她甚至想到，在县城的《电力报》上，自己也能去采访，去写写工人们的故事。

　　那一刻，她几乎以为自己还能回到县城去。

　　“我就是不想待在那样一个氛围里，那种对领导的器重感激涕零、所有人都期盼你能升官的氛围。”

　　写小说《少女哪吒》的时候，绿妖在绍兴。

　　她对那座江南小城的印象是“随便进一个饭馆都很好吃”；她住的屋子在蕺山附近，那里据说是王羲之从前所住的地方，山上还有一间书院。常常在吃好了晚饭以后，她与当时的男友一起爬山，散步，“感觉那才是生活”。

　　他们也曾定居大理。那里四季如春，房子周围每天都有花开放，她可以慢悠悠地辨认各种植物，或是顺手摘两颗樱桃吃——樱桃树是别人家栽的，果子沉甸甸压弯了枝头，伸出院墙来，也没有人摘。

　　可最后，她还是回到北京。从这庞大的城市带去绍兴的镇宅之宝，兜了一大圈，又一排排地回到原地。

　　为什么要留在北京？和柏邦妮等朋友一块儿吃饭时，绿妖曾琢磨过这事儿：既然你留在这儿是为了我，我留在这儿是为了邦妮，邦妮留在这儿也是为了你，我们为什么不一块儿搬到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去呢？

　　“现在我们不说这话了”，绿妖笑着说，“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

　　与《北京小兽》一样，《少女哪吒》的主人公叫李小路，是一个在北京漂泊多年的县城女孩。《北京小兽》是“李小路”在北京的遭遇，《少女哪吒》则是“她”在故乡的回忆：一段少女时代的友情。

　　女孩们坚信她们可以好一辈子，然而生活历经剧变，人们挣扎求存，希望走出自己的路，往昔岁月在碾压下不知所踪。

　　“有一种中国式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哪吒’，你知道吗？”柏邦妮解释说，“就像哪吒一样，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子女要把所有父母给的东西都还给他们，才能去争取精神上的独立。这个过程很疼痛，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孩子被视为父母的私人财物。”

　　况且这“哪吒”还是个女孩，“在传统文化中更是被要求放弃、懂事、顺从、过主流生活的那群人”。

　　而她们在现实中用尽全力走出的路，也许就跟李小路的好朋友王晓冰一样，从酒吧服务员转到丧葬公司的化妆师，怎么努力都没法把自己养太好。

　　在老家人眼里，王海燕离家多年，好像也算不上有什么成就。绿妖出第一本书时，人们围上来打听：出本书能赚多少钱？

　　那本书首印一万册，绿妖估算一下，回答说：“两三万吧”

　　大家一下就踏实了：“哦，那也不多嘛！”

　　2008年，绿妖回到县城，去电力局上了半天班。领导对王海燕的归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与她年纪相仿的办公室主任特意带着她到处熟悉环境，向同事介绍她的归来，并对她的才华称赞有加。“好好干。”他对她说。

　　回家后说起这一场景，父亲很开心：领导好像很器重你呢。

　　但她已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办了离职手续。

　　“我就是不想待在那样一个氛围里，那种对领导的器重感激涕零、所有人都期盼你能升官的氛围。”她说。那之前待业一年多的经历，让她不再有那种深入内心的对“失去保障”的恐惧。

　　只是，多年后，周云蓬在《北京小兽》的“跋”中回忆他跟着绿妖回老家县城，春节时亲戚们聚会，一位长辈站起来训斥她：你看你在北京混的，你连王都不姓了，你就姓你的绿吧！

　　“哪吒”唯有远离父母，文艺青年们也总有重聚的一日。

　　2012年夏天，李霄峰问一个刚回国的朋友，知不知道有什么适合改编成电影的中短篇小说？

　　那女生想到了此前柏邦妮推荐的一部短篇小说。她告诉李霄峰：你去看看绿妖写的《少女哪吒》吧！

　　“每次坐飞机回北京，都会发出一声感慨，我怎么又回来了？这城市给了你什么？说实话，什么都没有给你，但是，你就得回到这个地方。”

　　李霄峰读了《少女哪吒》，感觉“看到的不只是这两个女孩，而是我们70后这一拨人”。

　　他还写了篇日志。“我说我终于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真正走向了文学”，他感到“很高兴”：“这姐们儿现在真正是一个作家了！”

　　失联7年之后，他和绿妖又面对面坐在了一起。只不过这次，他是以导演的身份出现，希望能购买《少女哪吒》的版权，拍成电影。

　　从前沉默寡言的李霄峰在绿妖面前显得非常干练。他们聊起2007年的夏天，那时候，绿妖放弃了写作，想着也许可以回老家；李霄峰呢，也放弃了电影，酗酒。他跑去上海，远离了北京的朋友圈，尝试做各种“不靠谱”的生意：公司年会的礼品设计，想在影院爆米花上印广告……

　　他甚至想过设计一种“情侣爆米花筒”，两个半圆形的筒可以扣一块儿，但摸清了生产厂家的情况后，他知道这事儿没门。

　　“有那么两三年，觉得拍电影这事儿估计是没可能实现了，”他说，“但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一点：远离电影行业，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种摧残。”

　　不明原因地，李霄峰每天都很郁闷，觉得难受。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个消息：自己主演的电影《达达》通过审查，要上映了。

　　他打电话到处报喜。晚上就觉得奇怪：我这一天怎么这么高兴呢？

　　突然一下，李霄峰知道自己必须回北京。只有回到这里，才能重新接触到电影行业。

　　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每次坐飞机回北京，都会发出一声感慨，我怎么又回来了？但是没办法，你也爱这个地方，你也恨这个地方，你说这傻X城市给了你什么？给了你爱还是给了你老婆还是名利？说实话，什么都没有给你，但是，你就得回到这个地方。”

　　在北京，又是几年时光过去，直到在34岁时遇到《少女哪吒》。

　　“我深深爱着我的家乡，希望跟它永不分离。”小说开头，女主人公王晓冰在作文里写下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她才初二。李霄峰读到这句过时的作文句子，哭个不停。小说结尾，为了自己的新生，这女孩改名换姓，从老家县城几经波折，辗转到石家庄，终究在人海中消失。

　　5月18日，正好是《少女哪吒》杀青一周年，上映前的看片会在北京东城区一间影院里举行。电影结尾时，王晓冰的妈妈对李小路说：“别不结婚，你们现在年轻，还体会不到，等老了怎么办？”北京白领李小路走出老家花里胡哨金碧辉煌的大酒店，年少时的恋人在门口，肤色黝黑，开着武馆，还在等她。两人无话可说。

　　剧终，伴随字幕缓缓升起的，是30多年前的流行歌曲《故乡的云》：

　　“归来吧 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 归来哟，别再四处飘泊。”

　　除了原著绿妖，当年一起“北漂”的顾小白、柏邦妮的名字，也都出现在了字幕里。

　　“如果在小城市，我和绿老师这样的人，都会被当成怪人，怪胎；但是在北京，我们可以互相取暖，心气相投。我们走的小路各不相同，但大方向是一样的，当你知道有人在你前面走的时候，心里就没有那么孤单。”柏邦妮总结道。

　　“这两年，朋友们又陆续出现，我吃惊地发现，我们都成了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的人。”在最新的散文集《沉默也会歌唱》的封皮上，绿妖总结了一下他们这帮文艺青年的生活，“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却同样走过心灵的夜路。路遥远，青春被现实甩干脱水，甩掉不切实际的行李、甩掉脂肪，有人得抑郁症，有人自杀，但大部分年轻人不再把梦想挂在嘴上，而是沉默地，低着头大步赶路，直到黎明的风吹到脸上。”

　　这散文集里的文章最早的写于2002年，那时她刚离开县城；最新的则是这两年的作品，她一次次离开又回到北京，最终对自己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摸过火，浸过烈酒，孤独里泡过热闹中滚过。拆毁有时，被大城市炼丹炉销骨毁形，你摧毁之前封闭孤寂少年，而融入更庞大幻觉之中；建造有时，你从幻觉中寻回自己，犹如岩石上开凿羊道，一刀一刀塑出自己最初轮廓。”她写道。

　　在这本书的开头，绿妖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2001年11月末的冬夜，话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散场后，她和朋友约着一块儿吃饭。席上坐着编剧史航、程灵素姑娘，还有乘着飞机从海口赶来的文学青年二黑。他们坐在一块儿，聊起表演工作坊。

　　那一夜极冷，寒风刺骨，但它依然是绿妖想起“北京”这城市时，脑海中最先亮出的画面：那是她在北京的第一个饭局。

　　那时，她才意识到：原来，北京是这样的。

　　如今，她和柏邦妮都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这个城市能给你的，别的城市给不了。”记者 黄昉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