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资】人为什么爱说脏话？

　　说脏话越来越“男女平等”

　　在一般人印象中，在说脏话方面，男性总比女性表现得更为踊跃。例如，男性们第一次说脏话的时间更早，频率更高，使用的咒骂词更具侵犯性……在一项长达10年的对脏话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中，美国语言心理学家蒂莫西·杰弗发现，作为一种脏话的发布平台，“男厕所中的涂鸦文字比女厕中更具意味，更令人难以接受”。

　　然而，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网络计量学专家迈克·泰沃尔德的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演进，脏话的发布平台已由厕所转移到网络，而今年轻人在说脏话方面做到了“男女平等”。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在记录下4000名男女学生的谈话后也发现，不管男生女生，脏话从他们嘴里蹿出来的频率是一样高的。澳大利亚的露丝·韦津利在其新书《脏话文化史》中，发布了这样的观点：“女人没有任何不适合说脏话的先天条件。无论从神经、身体结构或生理机能来说，说脏话的构造都是两性相同的。”

　　这构造的核心就是“边缘系统”，它是大脑中影响和控制情绪的重要部分，环绕在大脑两半球的内侧，形成一个闭合的环状部分，将大脑中心的空腔——脑室包裹起来。边缘系统是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在边缘系统中，还保留着生物进化成人类之前的特性，或者说，生存所必需的原始本能和感情功能。

　　这就不难理解了——控制核心的构造平等，说脏话的频率自然平等。那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男性更爱说脏话”？露丝·韦津利的分析是“男性咒骂大多在公共场合”。

　　说脏话的“好处”

　　美国心理学家莱因霍尔德·阿曼这样描述咒骂的发泄机制：“人一旦火冒三丈就会变得亢奋，脏话和侮辱性的手势能缓解人的激动情绪。”打嘴仗会降低人的攻击性，骂人者把污言秽语当作武器，被骂者则会在言语恐吓中变得气馁，肢体冲突因此得以避免。

　　动口总是比动手更能容易获得人们的谅解，但说脏话的“好处”并不仅限于此。荷兰人曾经作过一项研究，将一份证词记录中的脏话全部删除，然后和原文一起分别给人阅读。哪一份看起来更加可信？答案是“未删节的足本”。想要获取信任吗？说脏话吧。

　　在朋友或者一个团队间，“被许可的脏话”甚至可以充当增进感情的纽带，使成员产生“我们是一伙儿的”认同感；或者你可以称它为“社交咒骂”。钱钟书在《围城》里刻画过一位校长高松年，他与人打交道时八面玲珑，能对政治系的师生大谈国际关系，能和文学系学生探讨“诗歌是民族的灵魂”，和军事教官谈话，“他妈的”也会脱口而出，那教官惊喜地刮目相看，引为同道。

　　大多数男性对这种方式并不陌生，尤其是在酒馆、更衣室或者运动场，这些地点象征着逃离了批评自己说脏话的人(主要是母亲、妻子或小学老师)的限制，在这里，脏话是男性之间关系的润滑剂。这种润滑剂之所以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是因为它们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藩篱，不论是什么身份、地位，在说脏话时都是一样的、有着基本生物特性的人。澳大利亚旅游局的宣传攻势证明， “脏话”也足以拉近国家间的距离。他们最近的旅游宣传标语是“你他妈的在哪里？ (so where the bloody hell are you?)”隐含的意思是让人快行动起来，到澳大利亚旅游。

　　脏话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有聪明的脏话，比如那些充当润滑剂的脏话；也有愚蠢的或者失控的，像那些发泄情绪的脏话。对于后一种情况，应该考虑情绪控制，或者用更容易让社会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幽默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脏话也有民族特色

　　有人总结过，在脏话用语中，美国人更偏好排泄物，荷兰人则专攻病痛，而俄罗斯人的脏话全部与性有关。但是无论哪一种语言，“家人”都往往是脏话攻击所绕不开的靶子。

　　以中国人为例，进行人身攻击喜欢从祖上找原因，喜欢一代代向上追溯。《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乘坐的长途汽车发生了事故，急火攻心的司机便一路骂骂咧咧，中心思想无非是“愿意和汽车的母亲以及祖母发生性关系”。按照易中天的分析，中国人喜欢将对“他人”的定位放在整个群体中去考察，骂起人来也是“顾左右而言他”。相比起来，生活在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上的波斯尼亚人，围绕对方家人的脏话就诙谐多了——“愿你的小孩在电路里玩”、“愿你妈在学校的会议上放屁”

　　除了母亲等直系亲属，露丝·韦津利在她的《脏话文化史》中还特意提到了，保加利亚人在咒骂中会特别提到对方的阿姨。保加利亚人的阿姨有什么特别的吗？一个保加利亚人说，“阿姨”之所以被列入咒骂单词，不在它的意义，而是其发音“piehkata”，一连串的爆破音，很好地宣泄了咒骂者的情绪，又以阿姨替代了直系亲属“母亲”，而降低了辱骂的刺激性，相对而言，不会直逼对方的内心。其实，对于习惯于以母语审视世界的我们来说，要说脏话发泄同时还想降低负罪感，不妨躲到外语的租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