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稳增长改革投融资体制立竿见影

　　“微刺激”毋忧债务扩张

　　中国证券报：近期提出的加快推进棚改、加大中西部铁路建设力度等措施大多集中于投资领域，不担心债务的新一轮扩张吗？

　　郑新立：促进消费，实现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是方向，但必要的投资同样是不可缺的，棚改、中西部铁路建设既有助于改善民生、促进落后地区发展，又不属于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意义是巨大的。当然，在资金的来源和使用等方面，还需有更多的办法，一方面多方开源，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本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另一方面要形成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避免债务扩张和资金浪费的情况出现。

　　具体而言，对于棚改可以采取财政支持一点、信贷支持一点和棚改的老百姓自己出一点的方式筹集资金，争取把棚改规模搞大一些，这对于稳增长有望立竿见影。

　　在铁路建设方面，目前铁路建设债务大概有3万亿元左右，我们对此要客观分析，不要过分渲染。建议发行铁路建设债券来吸引包括社保基金和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会资本进入铁路发展基金，相关政策也预计将很快出台。对于铁路建设基金的偿还应给予一定政策，比如允许新建铁路以站台为中心，在几百米范围内搞一些房地产开发等。据我所知，铁路部门正在对其包括土地在内的各项资产进行估值，评估之后，中铁公司的资本金有望大幅度上升。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鼓励地方政府参与投资建设支线铁路，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一些线路和公司，条件成熟时可以上市筹集资金。总体上看，铁路建设的资金问题不大，关键是要把征地、建设、运营以及未来的房地产开发都结合起来，吸纳国资、民资甚至一些海外资金，努力形成一个资金偿还的良性机制，对于地方债务扩张就无需过度担心。

　　中国证券报：铁路投融资体制如何改革？

　　郑新立：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首先要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组建一个负责投资运营一体化的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的公司，可以发行铁路建设债券，也可以在海内外上市，要组建具有总承包能力的铁路建设运营公司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甚至也可以走出去，在国外投资承揽铁路建设运营的任务。

　　转观念扩内需 环保助力稳增长

　　中国证券报：除了加大投资，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郑新立：投资之外，扩大消费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去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今年要继续扩大居民的消费。有必要指出，投资和消费二者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推动的。考虑到以往两大消费热点——汽车和房地产风光不再的现实，政府已提出将三个“一个亿”作为城镇化的主要抓手，一是沿海地区要抓一个亿农民工的市民化，二是中西部地区要增加吸引农村劳动力一个亿到城市，三是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要解决一个亿人口的住房需求。上述举措一旦切实推进，所带来的消费增加十分可观。只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加快各方面改革，把内需潜力释放出来，全年经济增长在7.5%以上是完全有条件的。

　　中国证券报：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内涵和难点是否发生变化？

　　郑新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也应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之所以滞后，实际上就是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未来可以用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这样供给短缺的矛盾将很快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如果放开政策，保证一定的投资回报率，就能形成一系列的设备需求，带动相关产业。一句话，只要我们扭转传统的发展理念，扩大内需的办法并不少。

　　比如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向污染和雾霾宣战。如果我们把提供清洁的空气、水等公共产品作为共享发展的重点，并以某种合理的方式纳入计算GDP。同时，把资金引导到环境治理上来，环境治理就能对稳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环境保护，我们首先要走出把治理污染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的认识误区，其次也要在做法上突破以往“谁污染谁治理”的窠臼。通过制度的安排，政府颁布强制性的排污标准并且严格的监督执行，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和第三方治理的制度，这就能够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环保产业的机制，这就能使环境保护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证券报：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变小，未来更为长远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郑新立：改革红利就是未来长远的增长动力。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就能把企业的活力、把13亿人的潜在创新能力焕发出来，这种社会经济机制的作用如果得以发挥，将成为最大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改革背景下的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有望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源所在。我们知道，农村还有2.6亿人在种地，按18亿亩估算每个人只能耕种六亩半地，而按现代机械化条件算，一个劳动力可以种地几百亩、上千亩地不成问题。即便在国内，农业部的测算数据也显示，东北单季地区每个劳动力耕种100-120亩地、双季地区可以种50-60亩，其劳动生产率就可以达到或超过二三产业的生产率，其收入就可以和进城务工的收入拉平甚至超过；也有测算显示，投资农业规模经营，扣除转包费之外，收益率有望达到30%。

　　这些都不是空话。比如说，田埂取消，能增加5%的耕地面积；统一播种、统一灭虫、统一灌溉，又可以提高生产率。未来农村留下6千万人种地就绰绰有余了，其余的两亿人到城市里进入二三产业，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对于消费的提振作用是可观的。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动力，当属这两条。

　　培育经济增长第四极

　　中国证券报：很多时候政策的初衷和执行总不免有距离，以你的职业经历来看，问题一般出在哪里？对于去产能、去杠杆的难题和调结构稳增长的追求，你有何建议？

　　郑新立：这说明，政府施政能力对于改革和发展非常重要。现在稳增长的政策还缺乏系统性，对于要做的事情，可以先由发改委明确提出目标，经国务院批准后，由财政、金融、环保、工信、水利和农业等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至于调结构稳增长，当前至少有几个方向是明确的，第一是高铁，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是环保；第三是城市公共服务；第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第五是那些能够替代进口的大宗物资的产业，例如PX等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可怕，完全可以实现以产代进；第六是努力形成一些区域增长点，如京津冀，又如淮河经济带等。

　　中国证券报：淮河经济带？

　　郑新立：是的。如果豫皖苏三省能综合治理，统筹考虑，淮河流经区域就有望形成一个长达千公里的河川式水库，从而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之外，成为中国的第四增长极。

　　我们受有关部门委托所做的调研显示，如果对淮河两岸堤坝加固加宽加高并重新打通入海口，只要河道保持50亿立方米的保有水量，万吨级轮船可由江苏的滨海直接开到蚌埠，万吨级船队可行至上游的河南息县和周口。此外，水资源还可供两岸灌溉，甚至调水至淮北地区如宿州、阜阳和亳州等干旱地区。将来如果沿岸再修一条铁路和高速路，再考虑到淮河两岸地区输出的几千万农民工，人力资源丰富，这一区域发展不可限量。

　　我们建议，把淮河经济带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统一规划，可以成立一家类似三峡公司的淮河开发总公司，来对淮河治理和沿岸农业、工业、旅游等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这一想法，我们已向发改委主要领导进行汇报并获得认可，中交公司也表现出了高度兴趣。

　　市场配置资源 政府宏观引导

　　中国证券报：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如何理解这一背景下的政府作用？

　　郑新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列的，二者同等重要。千万不能认为市场起决定作用了，政府就可以无所作为，如果在面对一些重大的结构调整任务时不积极引导，这就会使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事实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原因，很多时候市场力量也需要政府的宏观引导来帮助其更快、更好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能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分水岭。现在有一种倾向，过度地提倡经济自由化，不管政府干什么都要批评，这是不对的。如果政府缩手缩脚，谁能担负起错过改革时机的责任，谁能承受浪费时间的后果？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必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而是管理、引导项目是否符合产业政策，是否符合环保标准。越是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爬坡阶段，越是需要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国外经验已经证明，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把市场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证券报：在社会组织发育不够、市场谈判主体缺失的情况下，简政放权能否收到效果，市场秩序会不会反而受到损害？

　　郑新立：必须承认，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在社会治理体系上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社会中介组织还非常薄弱，应当由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地方，很多都还是政府在替代。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但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的暴露恰恰是好事，这提醒并推动消费者可以组织起来共同维护利益，从而变成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契机。应当说，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市场主体已经逐步发育起来了，我们简政放权的时机也完全成熟了。

　　投融资体制改革最迫切

　　中国证券报：在资源集中于大城市的同时，户籍制度、社保等藩篱却横亘于前，如何破局？

　　郑新立：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生活成本高；小城市机会少，生活成本低。要解决这个矛盾，一是要加快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二是在大城市周边结合中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群，用高铁连接起来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一小时商务圈，这就可以解决大城市房价高、进入难的问题。

　　大城市的户籍门槛确实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不顾资源承载力有限的现实情况而强制放开，并不可取。为此不妨打开思路，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来减轻大城市压力。一方面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在提升，另一方面当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时，大城市的吸引力不如以往，门槛问题自然消失。

　　立足于此，在经济发达的地方，要尽可能推动就地城镇化；在大型特大型城市，主要通过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交通网络来形成城市群，通过这个办法来缓解其人口交通的压力。对于没有产业支撑的小城市，可以通过建设便捷交通、拉近大城市距离来解决；离大城市远一点的，可以通过次中心城市的连接来解决，带领周边地级市和县城的发展；再偏离一点的，也可以利用当地特色资源优势产业如旅游等。

　　对于城镇化，我们总结了18个典型共10种模式：一是乡镇企业带动型，如苏南和浙江；二是出口带动型，如东莞和绥芬河；三是资源开发和深加工带动型，如鄂尔多斯；四是旅游带动型，如丽江；五是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型，如长沙和吉安；六是是什么资源都没有，靠市场带动型，如义乌，已成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城；即便是什么资源都没有的地方，也能做好文章。例如甘肃定西鼓励种土豆和百合，一个县建了大概上千个淀粉加工厂，生产和销售淀粉；宁夏部分地区种枸杞、葡萄，用黄河水养鲤鱼，这些都是开动脑筋积极谋变的结果。

　　中国证券报：城镇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战略，你觉得眼下最迫切的改革应当是哪个领域？

　　郑新立：最重要、最迫切的当属投融资体制改革，特别是找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如何吸引社会资本的办法。这一改革的推进，对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将立竿见影。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现在社会资金虽然很多，但企业融资成本很高，难以承担。有人估算，实体企业目前的融资成本高达10%-11%，这对于我们所要的稳增长极其不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革需要决心，也需要眼光，企业死掉了，银行业也难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