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作家记录湮灭扭曲的台湾史 遭"台独"阵营挑刺

　　蓝博洲是2012年伦敦书展中国参展团唯一来自台湾的作家。你可能没听说过他，但或许听说过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这部电影部分情节便取材于他的《幌马车之歌》。

　　2012年5月，蓝博洲的旧作《幌马车之歌》在大陆出版，此时距《幌马车之歌》首次在台湾刊出已有24年。

　　24年匆匆而过，两岸关系沧海桑田，蓝博洲也从激情青年走到沧桑中年，鬓染霜，血犹热。为了让这本关于理想、关于牺牲的《幌马车之歌》被更多的大陆读者看到，不喜交际的他马不停蹄地接受各路媒体访谈，一遍遍地讲述写作过程，一遍遍地讲述《悲情城市》与《幌马车之歌》的渊源。

　　成长中立志

　　“马车的声音，令人怀念，去年送走你的马车，竟是永别……”1950年10月14日清晨，“白色恐怖”阴云笼罩的台北。前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钟浩东一边唱着他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一边从容走向刑场，慷慨就义……

　　钟浩东本名钟和鸣，1915年12月出生于台湾屏东，是知名作家钟理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尽管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但这位台湾知识青年始终胸怀炙热的中华民族意识与情感。抗战时期，他和萧道应等热血青年曾回到祖国参加抗日和革命运动，返台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并积极开展工作，1949年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后惨遭杀害。

　　38年后，蓝博洲将钟浩东的传奇故事从“荒烟蔓草”中发掘出来，写成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蓝博洲与那段历史的邂逅既偶然也必然。1960年，蓝博洲出生在台湾中部苗栗一个客家籍工人家庭，是这个贫寒之家的第八个孩子。初中毕业后他曾经失学，“混过社会”，偶然接触到文学，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突然开窍一般开始思考：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义？他决定以文学写作作为毕生志业。

　　高中期间，他读到台湾乡土作家钟理和的作品，那句至今还被反复咏诵的“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令他印象深刻。钟理和在书中提到：“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对祖国大陆的强烈倾慕。”钟理和反复提到的“二哥”，即是《幌马车之歌》的主人公之一——钟浩东，而此时，蓝博洲对“二哥”背后曲折的故事还一无所知。

　　大学毕业后在军中服役期间，蓝博洲小试牛刀，创作的短篇小说《丧逝》获得时报文学奖小说奖。退役后不久，他加入台湾著名左翼小说家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接到的第一个“差使”是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调查。调查过程中，他偶然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员郭琇琮的事迹：“台大医学院毕业的郭琇琮在1950年的白色恐怖中被杀，视死如归。他们那一批人的故事让当时还未满三十的我受到无以名状的感撼：原来‘二二八’之后，台湾还有一段更加禁忌的历史——1950年代白色恐怖。”

　　1987年7月，台湾地区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令解除，蓝博洲关于郭琇琮的报告文学《美好的世纪》在《人间》杂志低调发表，震动台湾社会。此后，他辞去了《人间》杂志的专职工作，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专心从事台湾民众史的调查采访与写作，挖掘那些长埋地下的历史。

　　迷雾中前行

　　1988年9月，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在《人间》杂志刊出。其后，《红色客家人》、《寻找祖国三千里》、《共产青年李登辉》等二十几本相关著作及大量丰富的电影、电影纪录片相继问世，20多年来，他几乎走遍台湾的城镇与山村，甚至远赴大陆各地、香港和日本，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

　　在蓝博洲看来，“出土真相”过程中最难的是人物采访。“历史迷雾太浓太重了。拨开迷雾，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工作方法和当年那些循线抓人的特务没什么两样，不同的只是动机、身份和态度，很难不令他们又有回到恐怖年代的联想。只有以自己过去的写作成绩建立的信誉，通过对方可以信任的人介绍，以诚恳相待、富有耐性的态度与受访者建立长久而良性的互动，建立互信。”

　　在台湾做这个题材是寂寞的。“蓝绿阵营都不喜欢。独派的人曾组织了一批学生专门研究我的作品，从细节上挑毛病，从而否定我的东西，否定这一段历史。”很多时候，蓝博洲也想不要做了，“连我太太都会笑我，你整天都跟老太太在一起。甚至一些受难者的家属都不理解你，以为你是要挖这些历史来赚钱的。可是，当我面对一个老先生，或者一个老太太，他把几十年从来不跟任何人讲的话告诉你，他压抑着眼泪面对你，我就觉得我做的工作有意义，可以继续做下去。”

　　清贫中坚守

　　“有时候我真恨陈映真先生，是他把我引到了这条路上。不然，我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追求房子、车子、票子。” 蓝博洲笑言。

　　“因为题材敏感，主流媒体不刊登我的作品，我就打游击战，从一些边缘的、非主流刊物入手，只要有地方刊登，换一点稿费，来维持我继续再生产的条件就可以了。”

　　为了静心写作，也为了节省开销，蓝博洲曾经举家搬到苗栗乡间住了10年的时间。“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娶到一个好老婆。她觉得我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就默默地支持我。到了乡下，每天除了基本生活以外，我个人开销就是一天一包烟，乡下也没什么应酬，时间比较充裕。但可能对小孩的成长不好，他们升学啊、考试就会比较吃亏。所以有时我跟太太说，也不晓得这样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义？年过半百的蓝博洲心中早已有了答案：记录那段曾经真实存在过却被刻意湮灭或扭曲的台湾历史，让两岸人民深刻记取民族分裂带给全体中国人的痛苦，进而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克服这样的历史悲剧。(本报记者 王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