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学者：“公债法”修正案 好心咋弄成坏事

　　台湾“行政院院会”终于通过了“公共债务法”的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审议。一如预期，列席“行政院院会”的“五都”正副首长在会中争相埋怨，表示在新“法”之下自己的举债空间如何受到压缩、将如何不利于市政、此次的修正如何不合理等。而此次通过的“公共债务法”修正草案，是在不增加总举债上限的原则下，为了将有限的地方举债额度重新分配给六个 “直辖市”(含新增的桃园)，调整了“各都”的举债上限。

　　本应推动区域平衡 却成扩大地区差距的帮凶

　　然而，“六都”反弹相当激烈，同时它也深化“富都穷县”的相对剥夺感。看来今后在“立法院”审议时，各个城市又要藉民意代表及政党的力量作政治角力了。届时通过的“法案”将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反映的会是政治现实与妥协，不太可能是一种可以长治久安的举债制度。

　　尤其，台湾乃选举挂帅，县市长竞相把经费投入立竿见影的地方建设，加上庞大的人事支出，须靠举债才能继续运作。为了避免债务累积过多，债留子孙，遂有“公债法”约束举债。

　　其实，“公债法”本应是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工具。但小小台湾却挤了六个“直辖市”，显示台湾行政区划制度出现了失衡现象。台湾县市政府追求升格，不外乎有促进地方经济繁荣以及统筹分配款的扩大等两项理由，但台湾地方之间的城乡差距，并未因为升格为“直辖市”出现巨大的改变，反倒因为财政统筹分配款差异，扩大了“直辖市”与其他县市之间的贫富差距，出现强烈的被剥夺感，同时形成二者之间的行政对立。

　　正因有粗糙又短视的区域政策，连带影响了“行政院”新版的“公债法”修正草案，不但未能协助区域平衡，还逆向或成为拉大区域发展、扩大贫富差距的帮凶。“六都”首长不买账，体现了马当局在行政区划与“公债法”及财政收支平衡的政策上，相互不调和的窘境。

　　本应鼓励“举债生财” 无奈“限债”防财政崩塌

　　在此必须要厘清的是，当局公债的特色与“公债法”的方法意旨。在现实台湾社会，绝大多数的当局支出或建设，都是用来发放老人年金、支付灾损变故等，能产生未来收益的政府建设支出非常之少。正因为政府许多建设不具未来收益，故马“政府”要制定“公债法”，对台湾各级政府的举债额度做限制。“五都”首长只知争吵债限不足，却讲不出个“为何不愿举债受限”的道理，岂能理不直而气壮？

　　其次是，当局公债的债务人是未来子孙。民选政府首长最多两任八年，任期一到即走人，所有的债务都要由后继首长概括承受。若现任民选首长大幅举债，其未来承接债务的子孙与后继首长都还未出现，他们的反对声音无法当下呈现，因此才需要对债限予以“立法”限缩。

　　再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债限设算，在于“自筹财源”：自筹愈多者，其举债上限愈高。如此的设计，是为促使各地方政府多多自觅财源，或是多发行自偿性公债，破除往昔“地方只抢钱、不生财”的零和赛局旧模式。

　　总之，地方应平心静气面对“公债法”修正，顺应财政紧缩与追求财政永续的全球潮流，政府再扩增举债空间时不应过大。如果地方仅系为了讨好选民，大量举债用于买票性质的福利支出或节庆的铺张浪费，“公债法”给予再多举债空间，终将只会拖垮财政，债留子孙。

　　其实，当前台湾的财政拮据，各级政府都捉襟见肘，正是好好落实“公债法”、健全财政纪律的绝佳时机。所以“公债法”的设计，不应有济弱的政治考虑，原则上应设计成愈有能力偿还的城市能借愈多，反之亦然，才会让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诱因，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在未来的发展上。(导报 特约撰述人、台湾淡江大学大陆所教授 潘锡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