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思考死刑制度存废：若难废 先慎判

　　台湾究竟应不应该废除死刑制度，引发各方争辩与思考。台湾《联合报》今日刊载社论指出，废死的主张，强调重视罪犯的生命权，相对的，便难以兼顾被害者的生命权，与社会大众对公道正义的感情。死刑存废之议，从毫不迟疑地判决、执行，到废死的萌芽、壮大，如今可说到了盘整、思辩的时刻。既然死刑存废绝非容易的议题，何妨从慎判、精判死刑做起。或许有一天，死刑判决会消失，但那必须是社会共同的选择。这种选择，才不会再因特殊个案的挑激而有起伏。

　　全文摘编如下：

　　台南割喉案凶嫌一句“杀一个人不会判死刑”，搅翻台当局一年多未执行死刑的纪录，6名死囚因而被送上刑场。这说明了社会文化底蕴对接受死刑废除，还有相当的距离，遇有残酷罪犯挑衅，死刑囚笼便要少掉几人。

　　就在这种氛围下，台“最高法院”首度召开死刑的量刑辩论，5名法官要判一个人死刑，不可再只审阅文书、关门决定，还须打开大门，听取各方的意见，始作定夺。

　　看今日依法处死的艰难，很难想像在台湾刚“解严”不久的年代，“最高法院”曾经分别判决近大批死刑犯，而且判完不到一周就执行完毕。那是个对死刑毫不迟疑的年代。

　　推动废除死刑的团体，从缓签苏建和3人死刑令开始抢下滩头堡，接着争取在死刑执行前增加多重审查程序，执行时日于是逐渐推迟；“前法务部长”施茂林中后期默默停止执行死刑，及欧盟废死的声势，隐隐推波发酵。王清峰接任，持续不执行死刑；直到她打破沉默公开表明不执行死刑，死刑与废死之争才突然攀上高峰。

　　这段过程告诉我们，废死的动力，是由上而下成形，进而蔚成声势。废死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包容，很容易松动。废死的主张，强调重视罪犯的生命权，相对的，便难以兼顾被害者的生命权，与社会大众对公道正义的感情。

　　因为这样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总是在相互激荡的情绪下面对死刑存废争议。支持废死团体不断挤压当局，当局迎合，却又在特定案件压力下重启执行；废死与否，就在一次又一次相互叫嚣中更形对立。

　　现实是，台湾的多数民众支持经由法律程序判决被告死刑；故而，废死与否，我们需要更多理性的思辩，深一层地面对死刑所及的各种人，各种事，各种价值，反覆思辩死刑存废的理由、人性尊严的意义。“最高法院”的死刑辩论开启了一个很好的思辩平台。

　　在首次辩论中，我们看到许多深埋在过往判决中的幽微。我们看到被害人家属的苦与泪，乃至家族的辛酸、变故；看到检察官面对废死政策的挣扎，对是否求处死刑的仿徨；看到被告律师呈现被告凶恶犯行外，人性温情的一面。

　　还有法官对于判生或判死的长串考量。多年前杀人，如今再犯，如何评价；一审不判死，二、三审什么情形下可以改判？应如何看待被告的家庭背景、社会责任，人性尊严？怎么样才算被告诚挚的赔偿、道歉？

　　以被害人家属意见决定被告的生死，是尊重家属，还是赌运气；当局不求死刑的政策，可以拘束被害人家属的心意吗？死刑与无期徒刑的生死之隔，以何区分？过去要夺人一条命，全在法官心里的一本帐，尔今全要翻出来，一条一条计较。

　　当然，如此计较，正是尊重生命的表现。如果说，死刑判决是避免民众直接“以暴易暴”的社会契约，契约约定将决定权交给法官，法官当然不能随机摇摆，凭着感觉下判决，而应该厘出一些客观的标准。

　　这些标准，代表社会对于生命价值中各种因子比重的评比。这些因子比重，经过辩论淬炼，不但必须尽可能拉齐不同被告之间的生死线，也时时在逼人省思生命的价值。

　　死刑存废之议，从毫不迟疑地判决、执行，到废死的萌芽、壮大，如今可说到了盘整、思辩的时刻；既然死刑存废绝非容易的议题，何妨从慎判、精判死刑做起。或许有一天，死刑判决会消失，但那必须是社会共同的选择。这种选择，才不会再因特殊个案的挑激而有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