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夜市盛名之下问题多 摊贩与警察“默契游戏”

　　虽然台湾夜市闻名国际，各项指标都是热闹非凡，赞誉无数，但是其实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下，并非没有问题：占道、油烟导致住户投诉不断，这让官方头疼不已。要发展，还是求稳妥；因势利导创造奇迹，还是大力取缔还平静于民？路边摊与住户的矛盾，让“政府”行使公权力时左右为难，也考验着管理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手腕。

　　“取缔不了”的路边摊

　　夜市是许多人共同的记忆和乐趣，但夜市里摊贩和人潮聚集，造成大量的占道、污染、卫生问题，附近居民抱怨不已。尤其在一些老城区的人流聚焦地，存在着自然成型的夜市(像厦门的定安夜市)，这些夜市因为深入居住腹地，人潮与居民出入混合在一起，严重影响到居民生活。

　　在台湾就有例子，台湾基隆市交通旅游处长王圳宏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说，最特别的情况发生在台北师大夜市。

　　师大夜市附近为文教区，当地住户大多是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生活质量，不断检举陈情，官方不胜其扰下，1989年曾派出警力大力取缔，清除了师大附近路上的摊贩。

　　但围追堵截不是办法，这些摊贩又转进附近巷弄里的龙泉街，愈聚愈多，各种小吃异味让原本富有特色的龙泉街服饰店失色不少，从而引发店家新一波抗议。

　　“遇到问题时，‘堵’不是办法，社会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我们要学习大禹治水，采用‘疏导’的方法，化解矛盾于无形。”在此前的采访中，阿里山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方正光的一席话，让人印象深刻。

　　引导路边摊变观光夜市

　　因为夜市与民生休戚相关，在路边摊合法化过程里，许多问题都需要管理者“艺术化”处理。

　　在台北著名的饶河街观光夜市规划的同时，时任台北市长的许水德，在一次巡视以当街宰杀活蛇著名的华西街时，看到华西街摊架简陋、排水不良，也决定将华西街打造成观光夜市。

　　为了不辜负政策利多，华西街的摊商自治会代表自掏腰包，前往日本阿佐谷商店街参观，回来后即计划仿照日本商店街的模式改建。此后，华西街146名摊商共同出资2400万元新台币，盖了一座全新的顶棚，并改善排水设施、消防设备，还在附近的广州街、桂林路入口处，兴建了3座高耸的中国式牌楼，沿路悬挂仿古宫灯。

　　经过一番收拾打扮，华西街丑小鸭变成天鹅。

　　1987年，华西街观光夜市盛大开幕，因为附近有台湾一级古迹龙山寺，华西街迅速成为吸引岛内外游客的旅游观光胜地。

　　一楼与二楼的利益纷争

　　不料，华西街观光夜市成立一年后，就有民众向台湾“监察院”检举，那座由摊商花钱兴建的棚架是违建建筑。

　　一边是“政策利好”，一边是“违法建设”，在“人治”与“法治”的两难之间，台北市政府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与取舍，以“临时性建筑物”的名义化解了违建问题，保住了华西街夜市的繁荣。

　　但此后，台北市对以“观光夜市”之名将摊贩“就地合法化”的模式转趋谨慎，所有申请案都就此打住。

　　在合法化路边摊的同时，如果争取到当地住户的共识，并利益同摊雨露均沾，是否能得到更多的认可呢？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也存在问题。

　　王圳宏说，官方在规划饶河街夜市时，就成功地举办公听会化解住户的疑虑，取得了92%住户同意。

　　但1995年，市场处为了解夜市对居民生活影响，再次举行民意调查，却发现57%的住户不同意夜市存在，认为夜市人声鼎沸，对居家安宁造成严重影响。

　　有意思的是，地理环境自然形成的利益群体，把住户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极阵营：身兼营利“当事人”的一楼店家，与基本上沾不到好处的二楼以上住户。

　　在夜市，摊贩与一楼店家可谓是“休戚与共”，摊贩占据一楼公共空间(骑楼)做生意，甚至与店家竞争客源，而店家一方面支付高昂租金与各种税款，一方面又转向摊贩收取“寄居”骑楼的租金。摊贩虽然也知道这种租金不合法，但寄人篱下，无可奈何。

　　一楼店家有租金可收，乐见摊贩存在。二楼以上住户却为噪音、油烟、交通阻塞、卫生恶劣所苦。若门口摆的是小吃摊，住户还要担心火灾发生，因此强烈抗议，导致邻里关系交恶。甚至，一楼店家对于成立观光夜市的态度也很矛盾。他们认为，一旦成立观光夜市，等于将摊贩合法化，摊贩有恃无恐，可能会“拒缴”骑楼租金。这样的情况发生在1992年，士林夜市摊贩计划成立观光夜市，但却因遭店家群起反对而卡住。

　　摊贩与警察的“默契游戏”

　　台北士林夜市是闻名国际的大市场，是大陆游客到台湾的必游之地，然而在管理中，同样遇到住户投诉问题。

　　台北市警察局士林分局曾明白表示：“不可能将夜市摊贩全部赶走，否则明天会制造更多问题。我们不是担心摊贩抗争，而是小区窃盗和犯罪率会提高！因为摆摊提供了某些社会功能，让一时找不到工作者有一条活路，不会去作奸犯科。”

　　由于警方主要工作是维护治安与交通，只要摊贩没有出现大问题(例如贩卖违禁品或仿冒品)，警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正常日子，警察只是“象征性”出现，摊贩可以一边慢条斯理收拾一边等客人掏钱，收好后就躲进店里或站在暗处守候，待警察一走立刻重新开张。

　　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有首长来视察，摊贩们也会很“配合”地早早躲起来，或者干脆休业一天。

　　“甚至为了让警方可以交待，摊贩们会凑足每月需要开出罚单的配额。”王圳宏说，“管理夜市面临很多矛盾，很难全体一律禁绝，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民怨与混乱。”

　　王圳宏表示，“这种种积习不是靠取缔就能彻底解决，而是必须慢慢教育、改变”。岛内的做法是，尽量规划新市场容纳，或将主要道路上的摊贩迁移到次要道路。但公有市场容量有限，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中心也很难再辟地新建，而次要道路行人稀少，摊贩也常不愿迁入，例如之前罗斯福路公馆一带的摊贩，宁愿吃罚单也不愿迁到对面基隆路的巷弄内。

　　一方面是路边摊的小贩要生存，一边是居民区的住户要安静，“政府”在行使公权力时，必须从这种两难中寻求最合理的解决之道。(海峡导报记者 林靖东 张燕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