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早年书信中曾闯入她心扉的男士们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珍藏有一批宋美龄早年书信，其中透露出在与蒋介石婚恋之前，宋美龄曾有过不少追求者，也有过自己喜欢的人。

　　这批书信是宋美龄写给她的美国大学同学埃玛·德隆·米尔斯的。米尔斯小姐，比宋美龄大4岁，是宋美龄的终生密友。

　　宋美龄早年书信中那些曾经闯入过她心扉的男士们，在今天看来他们是谁或许并不重要。但他们的出现，引发了宋美龄对爱情和婚姻的很多思考，反映了她追求其人生价值的心路历程。

　　回国途中遇见了“我的命运”

　　1917年6月，宋美龄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后，和哥哥宋子文一同自纽约启程回国。就在回国的轮船上，宋美龄遇到了令她“神魂颠倒”的Mr.Van　Eivigh。此人是一名建筑师，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法国人。在船上相处的10多天里，两人互相吸引。当Van　Eivigh提出要宋美龄嫁给他的时候，19岁的少女心动了。

　　回到上海后，她的感情问题受到了家人的干涉。父亲宋耀如虽是留美回国的传教士，母亲倪桂珍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女性，又是一位非常传统而保守的基督徒。他们不想让年仅19岁的小女儿过早地结婚，更不愿让她嫁给一位外国人。父母的态度使得宋美龄的情绪很低落，她对待婚姻问题表现得非常悲观。1917年8月16日在给密友米尔斯的信中，她写道：“我很乐于待在家里，也不想结婚，特别是因为我告诉过你在船上遇见了‘我的命运’。既然我不能和我真正在乎的人结婚，我也不会和其他任何人结婚，除非是为了名声和金钱。”

　　家人的态度终究发挥了作用，不出半年，这段甚至没有开始的恋情就不了了之了。为此，宋美龄和家人闹得很僵，甚至还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子。显然，刚刚回国的宋美龄还没有适应家人对自己的“关心”，她以赌气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在美国求学时，宋美龄也曾经“迷恋”过一名男生，但过了大学二年级后，她就不再喜欢他了。10年的留学生活，使宋美龄养成了独立的个性。

　　渐行渐远的HK君

　　回国后没几天，早已相识的异性朋友HK和杨先生从北京来拜访宋美龄。尤其是HK君，断断续续对宋美龄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追求。两人在美读书时可能有过约定，宋美龄也喜欢过对方，但回国后宋美龄对之若即若离，终至分手。

　　关于HK的身份，宋美龄在1918年1月13日的一封信中才透露出来：他的父亲是上海兵工厂总办。上海兵工厂的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江南制造局，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兵工企业。1917年，造船厂从制造局脱离出去，原来的制造局改称为“上海兵工厂”。由于是官办企业，兵工厂总办由北洋政府直接任命。显然，HK家算是有权有势的家庭，但这并没有成为HK吸引宋美龄的优势。

　　HK看望宋美龄后很快返回北京，8月初又从北京来到上海。之后，HK常常去拜访宋美龄，但宋美龄却毫不在意，反而感觉他很不成熟。当时朋友们都在谣传，宋美龄和此君订婚了，而HK并不予以否认，这引起宋美龄的不快。短短的两个月里，从仅仅是喜欢，到毫不在意，再到很不愉快，宋美龄的感情变化注定了HK日后的单相思。

　　1918年1月底，HK自北京到上海，再次看望了宋美龄。母亲不想要宋美龄嫁给他。见过几次面后，宋美龄就拒绝再与之相见，甚至避免出席HK有可能在场的所有晚会。宋美龄心如止水，HK却并未放弃。为了接近宋美龄，他开始去宋家做礼拜的教堂。HK的刻意追求和接近，让宋美龄非常生气，若是HK坚持这样做，那么她只好待在家里不去教堂。后来，这位HK加入了宋家所属的教会，两人见面却不说一句话，由朋友变成了陌路。HK的积极攻势，不仅没能如愿，反而招致了宋美龄更强烈的反感。自此以后，宋美龄的书信中没再出现过这位让她头疼的HK。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

　　在拒绝HK的同时，1918年有两位男士先后走入宋美龄的视野，其中一位留过美，但早已结婚。爱上已婚男士，并非她的初衷，只是遇上了就由不得自己了。1918年4月，宋美龄一边忙于照顾重病的父亲、料理家务，一边为喜欢这位已婚男士却不能嫁他而痛苦。但痛苦归痛苦，宋美龄还是非常理性地了结了这件事情，最终选择了放弃。一年之后，宋美龄反思这件事，认为自己爱上一个不能结婚的人是十分愚蠢的。放弃了自己喜欢的人，宋美龄觉得很难让自己嫁给其他男人，即便结婚也不是为了爱。此时，一位比她年长15岁的优秀而且富有的男士向宋美龄求婚。宋美龄明确告知对方不爱他，而且永远都不会爱他，但出于喜欢可以考虑是否要嫁给他。

　　1918年5月初，宋美龄深爱的父亲宋耀如患肾病去世，全家人一度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在此期间，尽管宋美龄对婚姻有了很多理性的思考，比如她认为女人是一定要结婚的，但她却依然在理性与情感、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有时候，她试图放弃一切，嫁给那个已婚的男士，甚至想要去荒野之地和自己所爱的人过原始生活。有时候，她也考虑嫁给那个年长而富有的男士，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物质生活的富足和婚恋问题的摇摆不定，让宋美龄常常产生无聊的感觉。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自1918年底起，宋美龄努力去参加更多有实际意义的社会工作。

　　显赫的家庭，优越的条件，风华正茂的年龄，仰慕者自然很多，人们忍不住去猜测宋美龄是否已名花有主，谣言就在这样的猜测中产生了。1919年7月14日，宋美龄在给米尔斯的信中提到，上海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她已经订婚的谣言，而且每个谣言都捆绑着一个不同的男人。就连朋友们都不确定订婚的到底是哪个人，好笑的是没有一个与谣言捆绑的男人否认或承认这些谣言。出于对女儿的关心，倪桂珍从6月份就禁止宋美龄会见任何男性朋友。过了两个月，谣言渐渐平息下来。可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几个从美国来的老朋友，得知宋美龄没有订婚，转而爱上了她，并开始“纠缠”她。宋美龄为此很苦恼，她只想和他们交朋友，也觉得他们都很好，但并不想在感情上和他们有什么瓜葛。

　　家庭坚决反对嫁外国人

　　回国后的两年中，宋美龄在情感上有过起起落落，但所有的人和事都如浮云般慢慢飘逝而去。自此至1921年，宋美龄给米尔斯写信的频率没有头两年高，信中很少谈及感情问题。只有1921年5月25日的一封信是个例外，她在信中向好友描述了一位Birnie先生。不用说，家人知道后非常愤怒，因为Birnie又是一位外国人。尽管宋美龄特别喜欢他，喜欢得超过她曾遇到的任何男性，甚至超过她最近要订婚的那个人，但宋美龄很清楚这件事不会发展到超过友谊。“我的家庭是如此保守，且得意于保持了家族的纯洁血统，所以他们宁愿看到我死也不愿我嫁给一个外国人。正常而论，我也会这样想。”说到这件事情的同时，宋美龄还告诉米尔斯，她正在认真考虑接受另外一个男人，就是她最近要订婚的那个人。这封信，是宋美龄早年书信中提到情感问题的最后一封信件。对于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位Birnie先生，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宋美龄早已妥协放弃了。而要“认真考虑接受”的那位优秀男士，宋美龄权衡之下是否接受过，至今已没人知道了。此时的宋美龄和回国之初的她有了很大的不同，她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个人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在忙于社会事务的同时，她应二姐宋庆龄的要求时常南下广州，然后再应母亲的要求回到上海，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大姐蔼龄也常常需要她的帮忙。家事和社会事务，几乎成了宋美龄日常活动的主题，婚姻已不再成为令她苦恼而困惑的问题。

　　大学毕业回国后的很长时间里，宋美龄有着广泛的社交生活，有着对爱情的憧憬与渴望，对婚姻有着理性的思考，但面对有钱、有能力、有作为、有教养的众多追求者，她似乎总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做出决定……直到那个有妻有妾、军人出身的政治明星——蒋介石的出现。

　　1927年，正是她与蒋介石从恋爱到结婚最重要的一年，宋美龄没有给米尔斯写过一封信。与蒋结婚后，1928年1月，宋美龄在南京以“蒋介石夫人”的名义给米尔斯写了一封信，谈及结婚的盛况以及她与蒋对婚姻的不同看法。即便初婚时有分歧，即便日后有磨合与冲突，但丝毫不影响她与蒋近50年的婚姻。(宋时娟 《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