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之罪与罚：台湾言论自由出现警讯

　　最近，几桩“造谣”事件在台湾社会掀起波澜。一是关于网络上流传“八仙乐园大股东是民进党金主”的简讯，民进党向警方举报，北市警局也以“散布谣言，影响公共安宁”为由将余姓男子送办。接着，郭台铭控告周玉蔻的“三亿男”案的开庭，双方都是名人，各自高调喊话，“头可断血可流”都说出口了。然后，是罗智强对名嘴蔡玉真提告，要求北市刑大比照“八仙为民进党金主”案的处理方法，迅速法办。

　　台湾《联合报》19日社论说：在台湾向来八卦、传闻满天飞的气氛中，这几个事件未必耸人听闻到掀起恐慌的地步；也不至于像激烈选战中，造成“意图使人不当选”的效果。但有人认为由此凸显出，台湾言论自由界限已现警讯，乃因事件发展方向诡异地分歧，执法标准及人权保障令人莫衷一是。在“八仙金主”案中，人们见到民进党加公权力霹雳出手，俨然不允许丝毫“谣言影响公共安宁”的空间。而名人提告名誉受损事件中，则见有权势者如郭台铭等人只能循司法途径救济；但另方面，明明已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的当事人，仍日复一日在媒体上喧哗既有言论。换言之，台湾社会针对言论自由，到底是约束太严厉，或放纵太过度，不免让乐于捍卫言论自由的人也困惑了！

　　台湾民主化之初，举言论自由大旗者自恃无坚不摧，民进党尤其自夸有功。但首先，言论自由并非没有底线，是否对公众造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即是判准之一。众人皆知，例如聚众场合在非事实的状况下高喊“失火”，例如对航空公司谎报“行李里有炸弹”，例如在网路上发文自称“要做郑捷第二”……这些行径都非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只不过，网路时代讯息流传快速，有时真假莫辨，但经特定影响力散播出去，却造成“覆水难收”之结局。可见，“造谣”在言论自由地盘里的法律界限，仍在推敲之间。

　　至于这次“八仙金主”事件，原本是特定群组在LINE上所传的讯息，是否事实，是否出于恶意动机，是否造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尚有待验证。但民进党立即严厉谴责并举报，台北市警局竟然也就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火速查办，这整个过程能说没有政治考量吗？若就造谣的程度和影响力来看，“八仙大股东是民进党金主”这则LINE之群组内的讯息，与当年选举期间绿营人士公开称“周美青在美国图书馆里偷报纸”对照，何者更为动机恶毒？何者更加影响公共安宁？何者更接近一般人认知的“造谣”？夸夸其言捍卫言论自由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偏执的基点上，随便一案例即如同照妖镜下现出原形，其言行不一和信念之不真诚，昭然若揭，日后再喊“言论自由”，孰人能信？

　　回到言论自由的主题，除了是否具有“明显而立即的危险”作为判准之一，还有其他如人权平等之普世价值，应做为道德和个人责任的底线。像美国这样言论自由几至百无禁忌的国家，半世纪前的《纽约时报》vs。苏利文案，就强调应避免公权力抑制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该案立下范例适用至今。但另方面，同样的言论自由主张，在面对种族主义言论时屡受考验，有赖社会道德和舆论抵制强化规范力量。上个月一名白人青年在非裔教堂里枪杀9人的悲剧发生之后，南卡罗来纳州撤下象征种族主义的邦联旗，以弭平种族对立阴影。换言之，言论自由不表示可以无限上纲到容许挑拨族群和政治对立的地步。以此观之，台湾每天在电子媒体上以名嘴角色领通告费而“畅所欲言”者，面对言论自由和公众利益的连结，好意思自称动机高尚吗？

　　有政党以捍卫言论自由自诩，却施压于公权力打压言论自由；有名流以言论自由为护身符，实则伤害公众利益。过犹不及，怪不得被指为社会乱源。问世间言论自由为何物？台湾的言论自由领域，是该重整法律规范，也重整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