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张艺谋张伟平"黄金搭档"分手 曾惺惺相惜传佳话(2)

　　合作历程毁誉参半

　　兄弟情似乎并不能解释一切，外界大都觉得，张伟平终究是商人，和张艺谋的合作还是为了利益。但在上海联合院线副总吴鹤沪的印象里，张伟平是一个对电影确有热情的商人：“他为什么来弄电影？赚钱不一定比房地产多，每年一部，只做张艺谋，还想方设法去钻研营销的事情？这肯定是有很大的热情”。

　　这种热情首先被电影圈的光环所笼罩，似乎很少有人能抗拒镁光灯下的关注度——《有话好好说》让张伟平第一次在电影里跑起了龙套，片中群殴姜文的一堆打手里就有他。1997年《有话好好说》到上海来做宣传时，吴鹤沪负责接待剧组，张伟平一见面就主动张罗起来，向大家介绍张艺谋和姜文，“在场的人们和张艺谋、姜文都很熟，反而没一个人认识张伟平，本身他个子比较高大醒目，其他人看起来好像都是他花钱雇来的一样。”

　　比较尴尬的一次是，有一回影片在上海财经大学做首映，现场负责人只准备了张艺谋和几个演员的鲜花，谁也没想到，张伟平也走上台去了，当时没人知道他是幕后老板，但鲜花也不够用了，场面有点小小的狼狈。

　　吴鹤沪所说的“热情”有一系列证明：张伟平在《有话好好说》之后，又投资了两部不赚钱的文艺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直到2002年的《英雄》以铺天盖地的营销模式、2.5亿的票房、1780万的音像制品版权拍卖收入，开启了中国式商业大片的时代；2004年的《十面埋伏》炮制了巨型首映礼，200多家电视台直播或转播，张伟平特别为此租了两颗卫星；他是最早树立“导演品牌”意识、把银行资本引入电影业的人之一，并首创了电影宣传的“饥饿营销”，从《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伟平和张艺谋联手，两次与院线谈判，把片方的票房分账比例从35%提升到41%，令业内同行普遍受益。

　　不过，与张伟平合作以后，张艺谋的公众形象也从《红高粱》《活着》的时代急遽变化，从《英雄》开始，外界不断炮轰他放弃艺术追求、只注重商业成绩，批判、质疑、骂声不绝于耳，对此，张艺谋几乎从不正面回应。

　　一直与第五代导演共同奋战的陶经说了一句话：“当年拍《孩子王》《活着》的时候，我们的创作心态比较纯粹，还保留着学院派的激情和理想主义，但现在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也不一样了。进入商业市场，也是第五代电影人的成长，我们会更冷静、更老到。”这句话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张艺谋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