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社会需要质疑的精神，能质问是社会的进步

　　“昨天晚上11点多，我们老板还给我打电话说阳光音乐教室的项目呢”，上周，在国家大剧院300多名城市流动儿童观看芭蕾演出的现场，阳光文化基金副秘书长高广深对记者说。他口中的“老板”就是杨澜。除了大众熟知的资深主持人、传媒人的身份，杨澜还是阳光文化基金的主席。当天正赶上十八大闭幕，路况复杂，但杨澜还是在演出开始前一个小时赶到了国家大剧院，她要和晓星芭蕾基金会理事长赵汝蘅一起陪孩子们看演出。荧幕上的杨澜是知性干练，生活中的杨澜则是亲切而温柔的，在十几年的公益之路上，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收集着点点滴滴的感动，又以商业头脑运营着一个个公益项目，杨澜是一个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慈善发乎于心

　　杨澜与公益事业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请杨澜做一部片子的义务主持人，在美国留学期间杨澜就已经听说了国内的“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给她留有深刻的印象，加上留学归国的杨澜很想重新融入社会，于是她同意与“希望工程”合作，主持一部“中华成语故事”系列片，虽然工作比较简单，但这次的合作让杨澜看到了做慈善事业的艰辛，从筹建资金、制作节目、发行到联系各种机构和人，大量的工作都由该项目的几个人去完成。不久以后，杨澜的《凭海临风》发行了，她毫不犹豫地将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从此杨澜与公益慈善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9年杨澜和丈夫吴征发起成立了 “阳光文化基金”，下设有针对慈善和公益领导者的“阳光慈善”培训，还有以艺术为媒介的“阳光下成长”公益项目，从那时开始慈善由“一时兴起的善心”变成了杨澜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杨澜看来，慈善、公益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做这些事情的同时能收获很大的快乐和满足感，“善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的部分，人本性自然的流露其实就是善良的，不需要特别地刻意或者特别地规划，慈善便很自然地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2007年我们和中央芭蕾舞团合作进行了芭蕾走进校园的项目，为一些孩子做了半年的芭蕾舞教育，我们发现孩子的转变很大”，杨澜回忆，“有的孩子非常想让离异的父母看到他们的演出，向他们证明你们的孩子并不是坏孩子，不是没有希望的孩子。还有的孩子曾经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情感表达方式很暴力，最后变得为了争取一个演出的机会，开始和同伴一起团队协作了”。让杨澜印象特别深的是演出那天，男孩子们一人买了一支玫瑰花送给她，这种表达方式曾经对于他们是相当陌生的，这让杨澜特别感动，“其实每一个女孩子的心里都有一只白天鹅，每一个男孩子的心里都有一个王子，只是需要一个机会激发出来。”

　　那一次的成功给了杨澜很大的鼓励，在这之后阳光文化基金把方向更明确地定位为针对边缘青少年，特别是流动青少年展开艺术教育。在去年杨澜发起的慈善晚宴上，歌手艾敬把一把吉他送给了15岁的农民工子弟武韬。武韬的家就住在海淀黄庄那边的铁轨边上，每天火车都会从他窗口经过，自从接触到了吉他他就喜欢上了，父亲生日的时候他用吉他弹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把拉板车的父亲感动得泪流满面。有一次武韬参加一个打工孩子的艺术节，唱完歌下台以后又跑上来，对大家喊，“不要让别人瞧不起我们”。说起这个孩子，杨澜感触很深，“在这些家庭里，父母早起晚归，不仅有经济上的困难，对孩子疏于照顾，更谈不上良好的情感沟通了。最近我听说他去了一个餐厅当洗碗工，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厨师。”

　　谁都有权利享受艺术

　　以艺术为媒介关注边缘青少年的人生和心灵成长，跟杨澜也是母亲的身份有关系，“在我儿子小时候，我跟很多虎妈一样逼他弹钢琴，有一天他威胁我说，‘我要把钢琴砸了’，我说咱们做个交易吧，你把钢琴四级考下来咱们就不弹了，后来我发现他特别喜欢绘画。其实每个孩子有不同的潜能，作为成年人并没有权力规定孩子去做什么，或者把自己的爱好强加于他们，做父母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接触到不同的艺术种类，能够引发他们的兴趣，释放他们的天赋，所以我们出国旅行时首先就带他去博物馆和画廊，他每次都很陶醉。”

　　对大多数城市孩子的家长来说，艺术教育也许是让他们很头疼的素质教育，但是对于缺少机会的青少年，艺术教育对于人格成长有很大帮助，会改变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产生很大影响，“我看过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还有委内瑞拉的‘音乐救助体系’，做的非常出色，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杨澜也从儿子的身上受到一些启发，“我儿子曾经在特奥会期间教智障的孩子绘画，为此还写了一篇论文，怎么教智障的孩子画画，我们发现这些孩子是需要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比如让他们画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些孩子很茫然，但是如果让他们画各种水果、鸡肉、土豆条等具体的食物，他们就会画的很好，而且内容越来越丰富。这和在汶川做孤残儿童救助时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也发现最初孩子画的画都是黑白的，线条非常简单，直到他们开始观察这个世界，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他的色彩和线条都丰富了起来。”

　　杨澜说，阳光公益基金把音乐舞蹈这些艺术形式介绍给孩子，并不是给这些孩子当中极少数有艺术天赋和潜能的孩子提供机会，让他们成为演奏家舞蹈家，而是把美作为他们人生的启蒙，让艺术成为他们一生的朋友。2009年阳光公益基金做了一个“百千万计划”，在三年时间里培养了100多个孩子进入阳光艺术团，1000多个打工子弟参与了艺术实践课程，10000个孩子到国家大剧院、首都剧场、木偶剧院等剧场观摩高水平的艺术表演，增加孩子们和外界接触的机会。“老实说这些孩子真正生活在都市的村庄里，很多孩子都没出过石景山、大兴，甚至没出过他生活的街区”，杨澜感慨，“有一次歌路营的志愿者带着孩子进城参观，走的中轴路，路过永定门，孩子们就高呼‘哇，天安门’，路过前门，孩子们又喊‘哇，天安门’，只要见到一个古建筑，都认为是天安门。其实他们生活的环境是非常闭塞的，对于很多边缘的孩子，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外界，也无从发现自己的兴趣，天赋也许在萌芽中就枯萎了，我们想为他们打破这些无形的障碍和门槛，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有权利来享受艺术的，他们对人生的期待也大大的拓宽了，这种好处远远大于他学到了多少书本知识。”

　　在各种艺术班里，口琴班和吉他班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孩子们可以把口琴揣在兜里走，“这些孩子的流动性非常大，在艺术班里里差不多半年30%的孩子就不见了，他们在一个很动荡的生长环境中要学会适应，我想这些孩子不论到了哪个城市哪个角落，他还能从口袋里掏出口琴，吹一段他喜欢的曲子，也对对他们幼小心灵的某种慰藉。我觉得艺术不应该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应该是普通孩子和有困境孩子一生的朋友”，杨澜说。

　　面对质疑勇敢前行

　　“爱不仅仅是一种心愿，也是一种能力。把一百万的捐款管好容易，但当有两千万、两个亿甚至更多的捐款在手上时，如何把每一分每一角花到合适的地方，便不是所有人或机构都能胜任的了。”杨澜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不仅仅是明星，甚至很多民间团体或机构都普遍存在的问题，缺乏管理经验、法律意识、制度建设。“我记得有一个报道，广东一家人几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但没钱去读，报道出来后，社会各界给他家寄去了几十万的善款，结果这个人家就开始不得安宁，亲戚之间打官司，反而变成了仇人。还有就是一些大学生为一个动手术的女孩子在大街上募款，做完手术后还剩了一笔钱，志愿者认为应该给别的需要的人，而这个女孩子认为自己康复过程还需要钱，也因此起了纠纷。所以我在想，这种基于感动同情而产生的自发救助的模式是否科学和可持续，如果还停留在由一个悲惨的故事引来自发的捐款，没有任何的监管，甚至还引起财务的纠纷，这就与大家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当然，杨澜更不赞成去灾区送现金、发红包、请吃饭这样的形式，“也许一时很有轰动效应，但不可持续，也不是受助人真正需要的。”于是，从阳光公益基金一开始，杨澜就用一种企业家的思考和专业精神去运营一个公益项目和机构，她认为这样才会有更好的社会效率和效益，在2013年即将推出的“阳光音乐教室”项目，杨澜就打算打造成一个标准化的公益产品，并有相关机构进行监管和跟踪。

　　名人做公益，不可避免会面对大众的质疑。投身公益事业以来，杨澜屡次被卷入各种风波中，但是，这一切的困难并没有让杨澜放弃公益的理想。“质疑的精神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我在写《一问一世界》的时候说，我自己也是以提问为生的人，从小我们的教育就是不鼓励大家提问，只鼓励按标准答案去背，如果大家能质问是社会的进步。在公益和慈善领域，我只去陈述事实就行了，不能有太多情绪和委屈，没有谁一定要得到公平，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让别人知道并肯定。既然这件事是发乎于心，而且我相信在做事的过程中得到了那种非常持久的快乐，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会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