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冯小刚用19年证明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导演

刘震云和冯小刚在发布会上

　　1993年，王朔把刘震云的中篇调查体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推荐给冯小刚。冯小刚读后，“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决定依王朔之意把小说改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直到近日杀青上映，竟走过了19年时间。12月6日，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精装完整版，在京召开首发仪式。在首发式上，刘震云对这本书的阐述，也如同电影一般让人动容。

　　1　黑暗的角落里，散发着人性的光芒

　　山西晚报：你除了在故事里表现灾荒之外，也探讨饥荒背后的原因，比如说探讨了国民党机构的腐败程度，但是跟灾荒的悲惨程度相比，背后的原因表现得比较少。你考虑过表现灾荒惨烈和挖掘根源的比例吗？
　　 刘震云：说到根源的话，“1942”有很多根源，它是天灾，是旱灾。另外，日本人的进攻，也是一种根源，国民党贪污也是一种根源。灾荒一来，国民政府想把责任当做包袱甩给日本人。日本人并没有接，于是灾民饿死了。电影里说到这个灾难，日本人在利用，国民政府也在利用。美国记者去灾区，想写一个特别好的报道，到了灾区改变了想法，报道不重要，灾情报告给中国政府更重要，它觉得中国政府一直不知道河南有这么大的灾难。
　　 另外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不能局限在1942年。为了给“1942”定位，我研究了东周以来的旱灾，大家可以看一看，不说水灾、冰雹，单说旱灾，单说在河南，每隔三、五年都有一次。为什么1942年饿死了三百万人，所有人都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了有一百多万，1942年比它多三倍，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一种情况是不重要，前天咱们吃了什么，可能忘了，但是死三百万人也不知道，证明这个事发生得太频繁，变成了重复的频率，就变得不重要了。这个原因，要中国得多，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吃过人的人，为什么能有勇气活下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在黑暗中，黑暗的角落里，散发着人性的光芒，这个表现在影片的结尾，两个人，老东家和小女孩儿的相互拯救。

　　2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命题

　　山西晚报：现在有人对1942年，日本人到底有没有给灾民放粮有争议，根据你的分析，有没有？
　　 刘震云：有。小说里边写到了，为什么日本人五万军队，一下子消灭了国民党四十万军队？因为河南人民忍受不了国民党一直在横征暴敛。而日本人用了特别的手段，缺吃，给你吃的。历史上是这样的。你要看历史的资料，白裘德（美国记者）的书，还有当时中国政府的文件，美国使馆的文件，当时的报纸，中央日报、大公报，河南的民国日报，对这个现象都有记载。
　　 山西晚报：记载了日本人给灾民放粮食吗？
　　 刘震云：对。《被德军占领的巴黎人》中写道，巴黎人平常不是特别有礼貌，德军占领巴黎后，市民发现怎么旗换了，军队也换了。紧接着发现，军队的衣服比法国军队好，特别精神。（下面这个事情是加缪写的）一坐公共汽车，德军士兵马上敬礼：您请坐。加缪提出特别大的命题，你坐还是不坐？战争时期，他是你的敌人，你的敌人比你的同胞有礼貌，你是坐还是不坐？这跟日本发粮食，你是吃还是不吃是一个道理。在电影放映之后，也有观众提这个问题，日本人给粮食我们吃还是不吃。有人就说，我宁死不当汉奸，一定不吃。还有一个问题，你不吃，你旁边有个小女儿，她快饿死了，你让她吃不吃？你是打她一个嘴巴子，还是接过来吃？这个问题成了一个人性的问题，超越阶级和民族的问题，这个是写作《温故1942》的一个原因。我看大部分人说，反正我吃，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政府让我没得吃，他也不管我，我不能让我女儿饿死，我不能让我儿子饿死。另外，小说也好，电影也好，不回答历史上具体哪天发生过什么事，没有一个能真实还原当时的历史。1942年，就是放粮了，凡是日本人占领村庄，你问问，都给小孩儿发糖。

　　3　冯小刚是电影大师

　　山西晚报：中国人确实苦难太多，所以会选择性遗忘，以后，可能中国人还是会不断这样遗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震云：大家不知道1942年饿死过三百万人，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于是我写了个小说，后来拍了电影，目的是在麻木的人身上扎一针。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1942》，有的报纸是连篇累牍，大河报用了四十多个版，北京的报纸也有，都在做，大家都在做的话，被提醒的人会多一点。冯小刚导演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所有的媒体都要问为什么要拍《1942》，证明中国人很麻木，为什么麻木，是因为这种事你不知道，现在提醒一下，大家知道了，只有知道了，悲剧才不会重演。
　　 山西晚报：中国人大部分对饥饿没有那么大危机感，为什么《温故1942》还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刘震云：潜在意识里有危机感。盛唐时代，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盛唐之后，马上饿殍遍野，唐诗宋词里都能体会到。北宋的时候，有一个书叫《东京梦华录》，记录都城繁华的景象。转眼之间，徽宗就写了一首诗，“北行见杏花”。包括李清照的，你看她写的词，多么的凄凉，记录流离颠沛的景象。希望《温故1942》起到文学和电影之外的一个微小的作用，提醒一下中国人，就跟小孩儿一样，被淹过，下次就记住了。
　　 山西晚报：咱们这部小说是纪实体的，在冯小刚手里拍成这个电影，假如被拍成口述式的纪录片，哪个更震撼一些？你们合作19年，对冯小刚导演怎么看？
　　 刘震云：电影有电影的震撼，纪录片有纪录片的震撼，方向不一样。我看这次，大家被针扎了一下，有些媒体在开始关注这些事，有的在重走灾民的路线。好多记者走过逃荒路之后，写出来的就是纪实性的东西。那个震撼是对历史事实的震撼，而电影是对人物情感的震撼。老东家牵起小女孩的手，往远处走的时候。这种人性和史料的震撼，是不一样的。我看微博对电影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因为它是全民联播。很多微博上说电影完了，演字幕的时候，所有观众都没有走。演完字幕还不走，干什么呢？我想，他们一定在思考，他们一定是被影片中这种人性的力量打动了，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感动。我觉着冯小刚导演，他用19年证明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导演，或者是大师。优秀的导演是把该拍成电影的电影拍成电影，大师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就像《1942》，这本来是调查体的小说，他拍成了电影，用19年拍了出来。

　　4　神来之笔，是文章本身想到的

　　山西晚报：电影里好多人都在说，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但没有一个人去寻死，这是你安排的吗？
　　 刘震云：我没有刻意安排，是人物的命运使然。也有死了的，地主婆到了洛阳，洛阳人告诉她，政府告诉你，你不是灾民。我不是灾民，怎么才能是灾民呢？我们划灾区了，你不在灾区里，你老家是灾区，你回去就是灾民了，地主婆一听死了。老东家说死了，早死早托生，再托生，你别再托生到这个地方。这不是个寻死的嘛！
　　 山西晚报：上次在接受柴静采访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提到了目光交汇，这个年代你和谁目光交汇？故去的人，还是和现实的观众？目光交汇能够得到什么呢？
　　 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说过，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外在的一些东西，而是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了倾听者，写作的时候，是你跟人物——包括《一句顶一万句》里的，《温故一九四二》里的，包括《我不是潘金莲》里的——跟他们深入谈心的程度，一定超过现实中的。你写作的时候，你会今天上午聊不成，下午，晚上接着聊，书里的人物，一定不是作者手里体现的人物，当他有了生命之后，说出的话，一定比作者说的话要深刻和广泛得多，宽广并且深入。包括有人写稿子的时候，突然间有神来之笔，这是谁想到的？是文章本身想到的。还有一个，现实中，也可以交汇，我们俩目光现在正在交汇。
　　 山西晚报：可是我对《温故一九四二》中描述的灾难一无所知。
　　 刘震云：这个交汇很重要，你不是一无所知吗？你现在想知道，好多人想知道。而且，媒体人想知道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知道1942年饿死过三百万人，就在河南。犹太人，随便拉一个，知道纳粹杀过你们家人，好伤心，哭了啊。你问中国人有没有这种反应？这其实是民族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