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于秀:历史不容调侃，望通俗历史作家手下留情

台湾老兵回乡，再度拥抱家乡等待他的妻子。

　　作家于秀说，自己因为《我在台湾40年》这部口述历史的写作，而真正走近了历史的真实面容。她是一个青岛人，听祖辈说起家乡很多人都在1949年随国民党的军队去了台湾。这些人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人将一生留在了台湾，也有很多人幸运地在有生之年回到了大陆，见到了妻小。很小的时候，她就希望能记录下这些老人的历史。直到后来有机会写作此书，用口述的方式，记录下老兵的历史。

　　上个世纪末，于秀奔波于上海、青岛等地20多天，接触了大约20位或回祖国定居，或在台湾定居却常回家看看的老兵及其家人，做了十几万字的笔记，听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那些思乡盼归，那些情意绵绵，都是他们在这40年时空距离中所承受的，他们的诉说让我这个经历尚浅的所谓作家，一次次地心神俱动。”

　　像女儿一样读懂他们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有了写台湾老兵口述历史的想法？

　　于秀：我的家乡青岛在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被抓走了很多兵，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跟家人生离死别，有的把一生都留在了台湾，我身边有很多的家庭里边都有这样的台湾老兵，他们的故事，他们和家人的悲欢离合我有所耳闻。这一切都激起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职业责任感，我想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因为年事已高离开了我们，这段历史如果不抢救出来，后人就会忘记，那么后人付出的代价就更大。坎坷的命运，无常的人生，悲情的故事让我产生了创作冲动。我下决心要把这段故事呈现出来，让许多更年轻的人懂得，不能再让我们的父老兄弟失去他们的家园。我希望以这本书来记载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记住他们——— 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回家”的台湾老兵。

　　记者：您采访了这么多老兵，线索来自于何处？寻访老兵的过程一定很不容易吧？有没有一个细节让您特别有感触？

　　于秀：我基本上是通过当地的台办寻访到这些老兵的线索的。他们当中有已经回来定居的，也有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落叶归根但经常回来看看的，还有一些是我在国外旅行时偶遇的。因为老兵的乡情很重，为人也很淳朴，每当你想跟他们谈那些往事，他们都很乐意跟你敞开心扉，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91岁的老兵，他41岁时被撤退的国民党绑到了船上，成为一个真正的“老兵”，一直到81岁才重新回到家乡。而他的老伴儿带着一双儿女苦苦等了他40多年，却在他回来不久后就离他而去。这位老兵因为是偷偷回到大陆的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俸养，只能靠他的儿女资助他。他在台湾九死一生，每当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妻子和儿女，想到他的家园，回家是他一生的梦，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的力量。当我与他谈起那些在台湾的往事，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虽然他回来不久老伴儿就去世了，但他至今庆幸自己坚持回家的愿望总算在老伴活着的时候实现了。他是我采访的年纪最大的台湾老兵，他的经历也给了我非常深的感触。在老人那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家国情怀，什么叫拳拳之心。

　　记者：我发现您在书中直接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讲述老兵的故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

　　于秀：口述历史这种风格让我觉得非常有亲和力，和你的被采访者没有距离，就好像在跟邻家的朋友聊天。在跟台湾老兵的接触中，我的这种采访风格帮了很大的忙，老兵们大多数已年事已高，文化程度偏低，表达上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我跟他们就像儿女跟父辈一样相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很愿意把压在心里多年的心里话说给我听。说到动情处，我跟他们一样流泪，一样欢笑，这种情景交融的采访成就了我的创作。这样的写作和记录是有一定的难度，但却是化繁为简的一种方式。老兵们的经历很复杂很曲折，要把他们四十几年在台湾的经历压缩在一定的篇幅内完整呈现需要非常强的驾驭能力。

　　老兵虽然历经苦难，但仍保留人性的纯美

　　记者：采访了这么多的老兵，您觉得这些赴台老兵身上，有什么共性？他们不同的命运和境遇，又有什么相同之处？

　　于秀：他们的共性就是想家，想回到自己的家园跟亲人团聚，成为他们一生的主题，也让他们为此而挣扎了一生。他们当中有的在台湾漂泊了四十几年，最后终于回到了家乡，圆了自己的梦，有的虽然踏上了回乡的路，可回到家乡却满目凄然，因为家人都早已经在等待中离去。岁月和时间在这里边成为有些老兵心中永远的痛。也有一些老兵在和家人团聚之后终于在自己的故土安享晚年，还有一些老兵因为妻离子散，回乡看看以后不得不在失望和怅然中重新回到台湾与孤独相伴。四十几年的岁月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轨迹。

　　记者：有人说，人之于浩浩荡荡的大历史，有如沧海一粟，但是历史恰恰是人构成的。您如何认识个体命运和宏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于秀：我一直认为个体的命运和宏大的历史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尤其是普通大众的历史。每个人在历史当中可能只是一个小小分子，但他的命运和轨迹却折射了社会历史的变迁。台湾老兵实际上就是一群普通的大众，但是他们却用他们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国家要团结，民族不能分裂。他们用白发和眼泪给我们诉说了那段历史，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不能再重复的过往。记住他们也就记住了民族的重任，是他们让我们体会到真正深刻的情感，不是儿女情长而是家国旧梦。

　　记者：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您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对生活的认识？

　　于秀：台湾老兵的经历给我的感触很深，这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一些长辈，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崇高的爱国热情的老人。他们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但他们仍然感谢生活，感激身边的人。我采访了那么多的老兵，但我没听到一句抱怨，一句放弃的话。可以说老兵们给了我人生非常重要的启迪，让我看到了更加纯美的人性，也让我有更多的正能量去面对生活，直面人生。

　　历史不容调侃，希望通俗历史作家“手下留情”

　　记者：最近热映的电影《一九四二》也是一部关注民族历史的文艺作品。我们的民族似乎总是灾难深重。赴台老兵无疑也是苦难历史的直接见证者。对于我们民族的多灾多难，您有没有自己的思考？

　　于秀：天灾人祸，普通民众首当其冲，他们的命运常常被裹挟着，不知其终。我正是因为在这其中有自己的思考才写了如此多的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普通人的人生的作品，我想灾难给民族带来了磨砺，也带来了成长，中华民族正是因为在多灾多难的历史中得到了凤凰涅槃，成就了今天的崛起。回忆历史，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成长。正是因为有了灾难历史的打磨，才有了更加坚强的中国人，所以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忘记。

　　记者：封面上，您化用了《归去来兮辞》作为书的副题。归来二字，对于那些在台湾背井离乡的老兵一定意味深长吧？您如何理解归来、回家、故土这些词汇对于老兵的意义？

　　于秀：台湾老兵的历史就是一部归来的历史，他们挟着对祖国大陆的情感，对亲人的牵挂，对故园的眷恋一直在等待归来，一直在为归来努力着、挣扎着、奋斗着。祖国大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遥远的岸边，他们像离岸多时的小舟，虽然在漂泊中却从未有忘记岸的方向。是祖国的牵引让他们始终不曾失去人生的方向。无论遭受多大的苦痛，他们都能够坚忍，能够承受，是因为他们想要回家。家，始终是他们梦里的那一盏明灯，故土始终是他们眼睛里的渴望，而归来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对于台湾老兵来说，故土乡情就是他们无论多难也要活下去的意义。

　　记者：现下流行一种对历史的“趣味”解读，喜用夸张、戏谑和调侃的方式去阐述历史。您的书中不但严肃细致，甚至很少有对事件的评判，近乎一种资料记录，当然在其中也蕴藏感情和观点。我想知道，您如何看待现在的通俗历史写作？人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历史？

　　于秀：我所写的《我在台湾四十年》，从创作之初我就定下了一个创作原则，那就是客观、严肃、真情。我想历史是客观的，容不得任何夸张和调侃，历史是严肃的，它需要我们用敬畏之心去面对。我一直认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更是情感的历史，所有物质的东西最终都是浮云，而最终留下来的被我们所眷恋的、所牵挂的、所震撼的一定是人的情感。我相信我在书中做到了这一点。当你为老兵的经历而流泪的时候，这种体验会使你终生难忘。有太多的现代人不太懂得流泪是一种什么感觉了，那是因为他们的内心不够柔软，来触摸一下台湾老兵的心吧，你会变得很柔软。

　　我很少看通俗的历史，我不赞成通俗的历史写作一定要把它称作是一种历史，因为有的时候写不好容易误导别人。我还是希望写通俗历史的人们能够手下留情，不要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那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灾难。　记者 韩双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