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彭丹保持姣好身材 称带着敬畏心情拍"南泥湾"

　　“我拍了60多部电影，电视剧也拍了上千集，但是拍《南泥湾》这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我还是非常的如履薄冰，是带着崇敬和敬畏的心情去拍摄的。”

　　在三里屯嘉禾院线“橙会所”的一个小放映间里，彭丹用这样一段开场白向坐在台下的十多名请来的嘉宾们介绍她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南泥湾》，这场“延安儿女联谊会”中来的嘉宾大多是当年“三五九旅”的后人，其中包括郭沫若的女儿郭庶英，郑天祥的儿子郑京生以及杨勇的儿子杨小平等。

　　当天的彭丹头上包着粉色的头巾，黑色长靴搭配一条白色几何图案点缀的黑色紧身裙，40岁的她仍然保持着姣好的身材。最后，她在一个包间中坐了下来时，一条腿自然地搭在另一条腿上，坐姿端庄挺拔，依稀能感受到一个芭蕾舞演员的功底。

　　主旋律电影也有创新和突破

　　为拍摄《南泥湾》，她3年中去了4次南泥湾，采访了当年的老战士和当地的老百姓，跟他们在一起“同吃同住”。拍摄3个月中，因为距离驻地要4个小时，每天几乎只吃一顿饭，最冷的时候，有零下30度。除了担当本片的导演和主演，她还是出品人、制片人、剪辑和电影的编剧之一。

　　《南泥湾》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公映，目前有些地方还没有下片，虽然片子还没有收回成本，但彭丹觉得，跟很多同类题材的电影相比，《南泥湾》的票房已经很不错了。

　　算起来，彭丹的外公曾担任过解放初期遵义市的副市长，但她否认自己的红色背景。

　　彭丹说，这部影片有3个特点，首先是全部实景拍摄，没有搭任何景，也没有去摄影棚拍；其次是首次在大银幕上展现了王震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年一些普通战士们生活、生产以及情感故事；最后，这样的一个宏大题材的故事，却采取了低角度、小人物的视点，“这跟过去的很多主旋律题材的电影是不一样的，是有创新和突破的。”

　　“创新”和“突破”成为了当天彭丹跟记者聊天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对于主旋律的演绎，我想用一个崭新的视野，去反映那个年代，让现在的人觉得，这个年代离我们并不久远。赋予它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片中，她饰演一名“哑女”，一句话都不说，这也是影片的一个结构性的悬念。在一次去南昌大学的演讲中，有一位90后的女大学生告诉彭丹，自己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场戏，就是片中的男主角自己做了一把木梳子送给彭丹饰演的苗子，这位女孩说，她的男友会请她吃大餐，买昂贵的礼物给她，也会说甜言蜜语，但是却很少有人会用心做一个礼物送给她。

　　片中有一场接吻戏，最后男排长跟苗子说的不是以往常见的“有没有交党费”之类的套话，而是一句“能亲我一下吗？”“很朴实的几个字，甚至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话，但是反映了一个鲜活年轻的生命，在弥留之际很纯真的要求。我觉得很人性。就像是现在，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个英雄的时候，他跟我们女孩子说，你能亲我一下吗？我相信生活中我们绝大部分女性是不会拒绝的。”

　　彭丹说，其实主旋律电影也可以拍很美好的爱情，“也可以很人性化，很时尚！时尚和爱党爱国不矛盾，与我们爱这个民族不矛盾，做时尚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拍那种搞笑的穿越剧。”她觉得，其实在那个年代，也有那个年代的时尚和追求理想。

　　和本·阿弗莱克合演《B-29情缘》

　　提起彭丹，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她曾经是一位“艳星”。上世纪九十年代，彭丹在香港被黄百鸣、王晶这些导演相中，饰演《邪杀》、《极度兽性》、《六魔女》中的香艳女郎，极受欢迎。在留学美国期间，曾经拒绝了《花花公子》杂志的天价封面拍摄邀约。在香港时期的彭丹也坚持没露点，这被有些媒体解读为她得以成功“洗红”成功的关键。

　　1999年成为了彭丹“变脸”的一个转折点，此前的她，留给观众的是一个香艳妖娆的背影，周旋在那些豪门望族之间，她就像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满足了男性社会中对于女性的绮梦幻想；

　　1999年，她突然变脸，从野性热烈的红玫瑰变成了圣洁的白玫瑰，在中影老总韩三平的力挺下，回到内地开始出演了第一步主旋律影片《开着火车上北京》，从此开始了将近15年的红色主旋律电影之路，其中出演的影视剧包括《张思德》、《黄埔军人》、《可爱的中国》、《浴血坚持》、《铁道游击队》、《最后的骑兵》等。

　　从红到白，彭丹转换的毫不费力，中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过渡色，这一点，像极了女人善变的本性。

　　但彭丹说，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她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思考，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她作为公派留学生，去美国世界排名第一的茱莉亚艺术学院留学，梅·斯特里普和马友友都是这里毕业的。美国的主旋律给她留下了太深的影响，“那种大美国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主旋律，像《阿甘正传》，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说明主旋律是完全可以拍的好看的。在国内，过去是众多的原因造成了主旋律电影拍的不太好看，比较生硬。”

　　这15年来，除了偶尔在一些商业电影电视中演出外，彭丹的确出演了很多主旋律影片，“如果光是为了出名，谁会傻到坚持15年啊！”

　　拍完《南泥湾》，彭丹的好运接踵而至，在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上，《B—29情缘》作为第一部推荐的合拍片出场，片方宣布，这部美方投资5000万美金，中方投资3000万美金，反映中国入缅远征军的战争大片将采用双导演的合拍方式，美方导演和男主角是刚刚凭着《逃离德黑兰》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本·阿弗莱克，而中方导演和女主角就是彭丹。下个星期她将飞去纽约看景，再去洛杉矶见美方导演，挑选美国的演员，5月底会到中国的桂林、昆明、腾冲取景。

　　此外，彭丹下个月还要拍摄一部特技加动漫的电影《功夫宝贝》，已经看完了景，会在山西太原开拍。目前正在完善剧本。

　　彭丹说，这两部片子都是片方的制片人在看了《南泥湾》后主动找到她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主旋律电影的前景？

　　彭丹：我也相信再过几年，咱们中国人的主旋律，肯定会越来越有市场，会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你能说《大长今》不是主旋律吗？《大长今》反映的吃苦耐劳和东方女性坚忍不拔的精神，恰恰是我们中国女性特有的。可是我们反映得不够。我们更多反映的是我们如何时尚、如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奢侈品消费大国。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标榜，越标榜，全世界的人越妒忌你，还老来攻击你，何必呢？

　　小人物大情怀，小人物大英雄。这也会成为我彭丹今后创作主旋律的一个方向。

　　记者：是什么支撑你拍了15年的主旋律电影？

　　彭丹：我记得自己的第一部主旋律电影叫《开着火车上北京》，那是15年前了。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和粉丝都说我很笨，也有人说我很二，为什么15年就干了一件事，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二的人，如果大家都太精明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好玩了！世界是傻瓜创造的，不见得都是精明人创造的。因为精明人都是算计，傻瓜在行动。我希望把我们这种实干兴邦的精神落实到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去。

　　记者：你想通过《南泥湾》这部影片传递什么？

　　彭丹：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展现老一辈革命家的情操和追求，它对当今我们的80后、90后，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缺乏金钱，不缺乏项目，也不缺乏人才，缺乏的就是精神。

　　我们现在讲文艺复兴、文化复兴，我想文化的复兴主要是讲文化精神的复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没有了精神就没有了凝聚力，家庭也是如此，我希望通过这部影片，展现我们年青这一代对于革命年代的缅怀和崇敬！

　　记者：你会在《B-29情缘》中展示我们的主旋律精神吗？

　　彭丹：接这部影片我是比较有私心的，我希望能够展现更多中国人血气方刚、吃苦耐劳、阳光向上的精神，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空军一号》、《珍珠港》、《战马》等影片都是表现美国的价值观，但恰恰我们中国人的主旋律影片走出国门的几乎凤毛麟角，我想通过合拍的形式，能够把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植入到里面去，让美国人、西方人，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接受。

　　作为中方导演，我会据理力争的，希望加更多的中国元素进去，中国元素不仅仅是中国的演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景，我觉得更多是中国人的精神。

　　我想表现一群有血有肉，懂情感的军人，而不是那种概念化的军人形象。

　　记者：如何看待网上对你的热议？

　　彭丹：有人告诉我，到目前为止我在网上有4亿多的点击率。我还是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不会因为网友的关注和点击率高而有所改变。你们很少在红地毯上或派对上看到我，连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我去做了《南泥湾》的展映后，我就走了。我绝少参加什么开幕式闭幕式，非常少，这些年你也看不到我的绯闻了。

　　我想埋头苦干，做自己的事情，别人怎么评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靠作品说话。

　　记者：你为什么说“女人不管要有胸，还要有胸怀”？

　　彭丹：这是南方一家媒体采访后写的，当时我还说了好多，但是她只用了这一句。其实我想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胸怀人民，它才知道如何花钱，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是化在市政工程上，还是花在民生工程上，或者是老百姓的补贴上，关键是看这个政府有没有胸怀。有时候，“胸怀”是一个动词，你要胸怀人民。

　　记者：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协委员身份？

　　彭丹：参政议政，不仅仅是政协委员的事。其实中国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民族命运、关心自己命运的人，都会有参政议政的意识，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有时候我们私下聊天、发牢骚等，都是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我不觉得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对我不会有什么改变，我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导演，一个演员，电影是我的专业，你要去做生意，我也不会。至于公司的董事长，也只是一个挂名。

　　记者：你在片场会骂人吗？

　　彭丹：从来没有发过火，没有骂过人，也没有红过脸。我们剧组的人都给我一个外号叫“神仙姐姐”，我觉得骂人是很无能的表现，发火更无济于事。我相信弱者无敌，而不是忍者无敌。但出现问题时，大家更需要的是一种温暖和带微笑的鼓励。

　　但我在片场不轻易表扬和批评一个人，我觉得在心里表扬就可以了，不用挂在嘴上；批评也有很多种方式。

　　本报记者 王金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