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南侨老机工难忘生死一段情

　　近年来，随着抗日题材剧的热播，中国远征军等抗战老兵群体备受关注，被忽视多年的南侨机工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如今，在世的南侨机工仅剩15位，他们均已年近百岁，10人生活在国内，1人在加拿大，4人定居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沙捞越首府古晋97岁老人许海星就是其中的一位。日前，本报记者随广东省侨办调研团探访了这位祖籍广东潮安的老机工，听他讲述当年舍弃安逸生活回国赴难的传奇经历，缅怀战时天南地北没有结局的一段情。

　　南侨机工

　　指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青年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辛阶段，沿海对外交通要道先后沦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简陋的滇缅公路成了当时抗战最重要的“输血管”。滇缅公路山高谷深，地势险恶，其时国内驾驶人员十分缺乏，陈嘉庚遂发表“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3200多名南洋爱国华侨响应号召回国服务。1939年至1942年间，他们通过滇缅公路抢运的军需物资占当时国际援助90%以上。1000多名南侨机工为此付出了生命。抗战胜利后，1000多名机工返回南洋，余者因各种原因留在了国内。

　　回国赴难 道路为乡车为家

　　在马来西亚古晋新尧湾的百年老街附近，没有多少人不知道97岁的老人许海星。这位幽默的老寿星除了讲马来话，还能讲客家话、潮州话、福建话；他见多识广，满肚子的故事，不少人都知道他年轻时曾经走南闯北，但70多年前参加“南侨机工”的经历，他却鲜与人提起。

　　“那是只属于我们老一辈的回忆，没必要再提。”这位健谈的老人记忆力惊人。他一打开话匣，讲起大半个世纪的遭遇，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得意地以“电脑”自诩。

　　他出生在沙捞越一个华商家庭，少时家境宽裕，父亲还送过他回汕头聿怀中学念过书，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才重回沙捞越。他17岁就学开汽车，在机器厂做过工人，也当过内河船上的船长。东南亚物产丰富，这位懂文化、有一技之长的青年收入不错，日子过得很是滋润。但在中国抗日最艰难的时期，他放弃了公子哥儿的优越生活，于1939年8月应征加入南侨机工队。

　　因为技术好，许海星未经培训便上路了，他所在的仰光路负责将各种抗战物资从缅北运送到国内。此后几年，他和队友以道路为“乡”车为“家”。他们的战场是险峻的公路，他们的掩体是载满军需的卡车，他们的武器是双手紧握的方向盘，他们的任务是挂上前进挡勇往直前。如果侦察到日军轰炸机暂时不来，他们就没日没夜地赶路，半夜累了把车停在路边，驾驶室便是“临时旅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时，饿了他们便上树摘果、下塘捕鱼，保持体力继续赶路。

　　穿越硝烟 一滴汽油一滴血

　　“从缅北的腊戍到昆明，再到贵阳、重庆、湖南、广西、浙江。总之，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开。”在许海星的印象中，由畹町到保山这一段滇缅公路最为险峻。当时，走在这段路上的南侨机工中就流行着“初一翻车，十五见底”的说法。仅1939年5月至11月间，就有10名机工在车祸中丧生。他们牺牲后，找到尸骨也无法带走，只能向着南洋的方向就地掩埋。

　　除了路难走，山林里有传播恶性疟疾的蚊子，这对经常露宿在外的机工也是一大困扰。“蚊子有多大，我见的十个可炒一盘！”许海星回忆称，跟他一同从沙捞越应征去的60多名机工中，抵达缅甸后水土不服病倒折返的就有11位，到了昆明又有十多人因疟疾返乡。比疟疾更可怕的是日军的轰炸，有时车坏了停在路上，或是来不及躲避，他们便成了“活靶子”。“有一次，日本人的炸弹就落在我附近，炸得我满身是土，连嘴里都是。”

　　1939年至1942年间，3000多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抢运的军需物资便占了当时国际援助90%以上。但危险无处不在，当时在抗战后方就流传着“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据统计，当年在滇缅公路上，就有1000多名南侨机工付出了生命。

　　抱残返乡 手臂没了半截骨

　　1942年，惠通桥被炸断，滇缅公路中断，南侨机工队被解散，许海星转入美国陆军后勤部当司机。后来，在一次战事中，他被机关枪击断右臂肱骨，从此离开了战场。当时的后方医院缺医少药，伤口痊愈后，医生本想置入银板帮他接好断裂的肱骨，却发现伤口无法密合，只得取出银板。此时，他右臂的肱骨已切去两寸，少了一段骨的右臂从此废了，虽有知觉、甚至可任意旋转，但却使不上劲，拿不稳东西。

　　1950年，当他带着一只残废的右臂孑然回到南洋，一无所有的他早过了而立之年，身体条件限制了他的工作选择。他背起背包走街串巷当起了流动小贩，内衣、香烟、各种小杂物都卖。1953年，他终于在离家几十里远的乡村定居下来，与当地一位不懂华语的土著姑娘结了婚，并改行务农，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乡间生活。偶尔，当他想用右手拿锄头却感到力不从心时，那段鲜为人知的沧桑岁月才又重回到他脑海中。

　　1994年，太太去世。这位勤奋的土著姑娘陪伴了他半生，共同养育了8个子女。他给她取了个中国人的姓，以表达对她的敬意。

　　死生契阔 泛黄信笺成珍藏

　　讲完他认为“并不惊险”的经历，许海星老人又回忆起封存在记忆深处刻骨铭心的一段情……

　　那是在1947年，他随部队到达东北四平街，住进了一个四合院。邻居中有位18岁的满族姑娘，她叫阿敏，是个电影院售票员。阿敏对英俊帅气的他颇有好感，但却“口难开”。她悄悄找邻居大嫂帮她递了两张电影票给这位帅兵哥，说有人请他看戏。“快开场了，她才悄悄坐到了我身边。”

　　但两个人刚刚萌芽的情愫很快被一纸调令打乱了。1948年，他随部队南下之前把她送回了老家，没有留下一封信，从此天各一方，至死未再相见。“我废了一只手，以后的生活没着落，如果带她跟着我漂泊，不知道要受多少罪？我怎能忍心这么做？”老人说。

　　1977年，在返回南洋27年后，对阿敏的牵挂让许海星忍不住提起了笔，按记忆中的地址给她写信。信寄到东北四平街，却被退回了。他又照着旧地址再次去信。好心的邮差帮他查到阿敏已调往长春当教员，遂将信转去。

　　阿敏很快回信。得知她在离别后找了他6年，他百感交集。他想给她寄点东西，她却回信道：“谢谢您的关心，我什么东西也不需要，而且我所需要的您也寄不来。如果对您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便，请您常来信，告诉我您的起居健康情况就行了。”她还祝福他“和大嫂永远美满”。字里行间，关切但不失分寸，让人倍感心酸。此后20年，他们一直通信。但从1947年认识、1948年离别，到1977年互通音信，直至1997年去世，阿敏至死也未盼来两人再次相见。

　　“其实我打听过从广东到长春的机票和火车票价。”许海星老人叹了口气：8个孩子要读书、一大家子要吃饭，他只有一只使得上劲的手，挑起家谈何容易？1997年大年初一，他打电话给阿敏拜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直接的问候。短短的3分钟，两人互道保重。如今，虽然生死相隔，但她当年所寄的一封封已经发黄的信，至今仍是他珍藏的宝贝，他会不时拿出来，独自怀念。(翁淑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