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地震后温州丽水旅日华工惨遭迫害

　　今年9月，是日本关东大地震90周年，也是温州、处州(今丽水)旅日华工和中国留日学生、“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在震灾期间罹难90周年。日前笔者深入调查此事件，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珍贵资料，特撰文披露。

　　旅日打工潮里

　　华工饱受欺凌

　　1923年前，因生活贫困，因“一战”期间日本经济大发展而普遍缺乏劳动力，因日本政府对中国人实行免持护照政策，浙东南的温州、丽水接合部山区农民、手工业者纷纷东渡日本做工，贩卖青田石货、温州纸伞等物品，人数众多，形成了一个旅日热潮。

　　温处两地农民、手工业者东渡日本后，一部分人贩卖温州纸伞、青田石货等，他们卖完货物后，或货物接不上，便改卖六神丸、人参糖、樟脑、草鞋、钱包、自来水笔等物品；有的则弃商从工，工种大体有挑煤、挖土、做工以及打杂。

　　温处两地旅日华工文化低下，90%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从事笨重劳动或进工厂做工，工资收入很低；从事行商小贩的，获利微薄，生活处境困难，居住条件很差，大都是数十人挤住一个小客栈里，早出晚归，生活艰难，连衣服都买不起，大都是“一衣数年，视为生命”，“居室衣此，外出亦衣此，睡眠也衣此，以至肮脏不堪”。

　　华工华商而且常受日本工头欺凌、勒索，如立川砂町的工头，合计拖欠华工工资4000元以上。令人愤慨的是，明明拖欠300元，工头则说“只欠25元”。青田籍华工杨廷杰，因向日本工头讨取工资，竟遭短刀威胁，后被打落一对门牙。至于华工手臂被日本工头折断的，头部被打破的，腰部被击伤等情况，时有发生，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日本当局对本国工头的违法行为，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变本加厉，驱逐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华商回国，到1923年1月底，被迫回国的达2000人以上。同年7月，温州伞商韩茂生等80余人，因携带现款不多，在神户被阻止上陆，由日本“熊野丸”轮送回上海。日本工头对华工的种种欺凌，日本当局采取的排华政策，可能与其本国工业经济发展好景不长有关。

　　维护华侨权益

　　留学生成立共济会

　　为了维护华工在日本的合法权益，中国留日学生王兆澄、王希天等发起建立“共济会”。

　　1922年9月22日，华工在东京大岛町三丁目273号番地召开“共济会”成立大会，与会代表80余人，公举王希天为委员长(后改称会长)。“共济会”成立后，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华商纷纷加入，截至1923年5月，会员不下3000人，其中除少数行商外，大部分系工人。会员分布很广，东京大岛町、三河岛、神奈川、名古屋、岐阜、大阪等处均成立支部。

　　为了加强华工华商的政治文化素质与谋生能力，改变自身陋习，“共济会”成立了治疗、教育、慰问三个部，凡华工患病，均可享受优惠待遇。王希天介绍了华工2000人来“共济会”治疗部就诊，并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教育部则在华工众多的东京大岛町创办了一所华工夜校，由中国留日学生向华工讲授普通知识和日语口语应用知识。慰问部赴各客栈，拜访华工，启发诱导他们注意清洁卫生，禁止赌博，衣冠整齐，举止端庄等等。经过“共济会”耐心细致的教育，华工华商精神面貌大大改观。

　　王希天领导“共济会”会员，向日本当局、资本家、工头讨债，要求不克扣华工工资；要求日本当局谴责工头殴打华工的野蛮行为，平等对待华工；并动员日本各界进步人士、中国驻日公使等出面，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取消禁工令与驱逐华工令。

　　由于中国留学生、“共济会”王希天等人领导华工的不懈交涉和斗争，日方对华工的种种虐待欺凌有所收敛。但是，一些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熏陶的人，对中国留日学生、王希天和参加“共济会”的浙籍华工商贩恨之入骨，企图报复。而日本关东发生的大地震，竟成了日本暴徒残杀温处华工之机。

　　关东大地震

　　中国政府赈济援助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了里氏7.9-8.2级大地震。1日至8日，大小震动1000多次，其中大震三四次，地震范围很广，涉及一府八县，广约二万平方公里。东京十五区，有六区遭大火烧毁，不但日本国人民损失严重，也殃及温处华工，“受灾人数达四千余人，其中处州籍占其大半”。

　　关东大地震后，中国人民十分关注。9月3日，北洋政府作出了赈济日灾的决议。9月4日，指派驻日本代办代表政府即日往日本外务省慰问，并由财政部迅速筹20万元，汇交日本政府，为中国政府捐助之款。

　　从9月5日开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济南、南通、芜湖、九江、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救济日灾团体，广泛开展筹款献物活动。温州瓯海道沈致坚道尹与当地官绅商学界，发起成立瓯海道属日灾救济会，发动各界人士募集款物，赈济日本灾民和温州籍侨胞。与此同时，“日本轮船直接来温装运木炭、烟叶、菜籽、鲜蛋等物品……运去土产数目可观，达514610元”。

　　中国人民对日本震灾的深切同情和无私援助，使日本人民深为感动。日本舆论界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感谢。9月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表公开信，致谢中国各界助赈团体与个人，盛赞“文明民族，见义勇为，不分畛域”。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发表谈话称：“对于中国人士之义举，不胜感激之念。”日本政府还推荐国会众议员臼井哲夫、砂田重政、铃木富士弥等五人，专程前来我国向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暴徒乘乱报复

　　残杀温州丽水华工

　　然而，日本青年团、在乡军人以及警官军队，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熏陶的一群暴徒，在震灾中不是对华工、商人扶助相救，而是乘震灾之际、社会混乱之机，打着维持“震灾社会秩序”的幌子，仇视华工商贩，以德报怨，大打出手，滥杀无辜，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9月2日上午9时许，日本暴徒300余人，手持刀剑、铁棒、铁钩、斧头等凶器，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内，把栈里174名手无寸铁的温处籍华工喊至栈外一块荒地上，“佯言即将地震，须卧地上”。当华工们一齐卧地时，暴徒们即行乱砍、乱劈、乱击，当场打死173人，重伤1人。其中重伤者黄子莲，永嘉县二十三都坑源村人(今属瓯海区五凤垟乡)，右耳后被击一大洞，鲜血直淌，昏厥过去，躺在积尸下，才免于一死。

　　接着，暴徒又在南千住、三河岛等地，以同样毒辣的手段，惨杀旅日华工一千余人，其中“以温属工人为多，总数约七八百人”。据粗略统计，在关东大地震中，温处华工被暴徒杀死639人，伤61人，总数700人。据《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5、16日报道，日本暴徒为毁灭罪证，把打死的温处华工，予以解尸，抛入河中，或浇上汽油焚烧。

　　据笔者对原瑞安县三十都、三十一都、三十二都(今属瑞安市湖岭片区)调查，该区旅日华工被杀死、杀伤的就有56人；原永嘉县二十三都(今属瓯海区)被日人杀害的就有130人。这些被杀害的都是青壮年，不少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他们被害后，父母无人赡养，妻子转嫁或当寡妇，真是可怜之极。

　　青田县油竹乡麻宅村(又称半坑村)在华工赴日本之前，只有70户300村民。一战后，该村先后赴日本贩卖青田石货或当苦力的青壮年有22人，关东大地震前均住在大岛町六丁目的一家小客栈里。大地震时，仅有麻银海、麻上亨、麻洪寿和邱志芳四人偶然出去，幸免一死，其他麻岩海、麻祥陶18人都被同时杀害。噩耗从隔溪的对岸坑源村黄子莲那里证实，半坑村一片嚎哭声。麻祥陶被打死后，家中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才13岁，小儿子仅3岁，家庭无法生活，两个女儿只好送到外乡去当童养媳。这个村70来户就有18个家庭生活陷入了绝境。

　　王希天遭害

　　灾侨被关押

　　王希天，原名熙敬，吉林长春市金钱堡人，生于1896年，1914年东渡日本留学，1917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就读。在反对危害中国的“中日军事密约”之际，他与友人组织留学生开展反日救亡活动。1918年初，随同留学生爱国拒约请愿团回国；同年5月，与李达、许德珩等8人，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带领2000多名学生赴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

　　1919年，他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毕业，转学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在此期间，王希天广泛接触了旅日华工，亲眼目睹华工种种悲惨遭遇，遂以维护华工权益为己任，救危济困，奔走呼号。1922年6月，他参加了在箱根召开的中华留日青年会，提出要设法为华工谋福利。同年“共济会”成立，他被公举为委员长。从此，他经常为维护温处华工的权益而斗争，矛头直指日本军国主义者，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把他视为危险分子，盯梢监视，必欲除之，曾多次密谋伤害，均因故未能得逞。

　　关东大地震后，9月9日上午，王希天从牛込鹤卷町212番地之友人寓中出发，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骑着自行车往大岛町、南千住、三河岛等处看望华工华商遇灾情形，途中被龟户宪兵非法逮捕，拘禁在龟户警署。12日凌晨3时许，日军中队长大尉佐佐木、中尉垣内八洲夫二人，奉戒严司令部长官之命，把王希天惨杀于龟户町逆井榜旁，时年27岁。

　　王希天被杀害后，1924年，其好友孙宗尧在吉林创办“希天医院”作为纪念，同年9月，在他牺牲一周年时，其好友谢介眉编撰了《王希天君小史》一书，介绍王希天生平与业绩。1926年1月，温州工学界人士在市区华盖山大观亭侧募建了“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1944年日军侵占温州时将它捣毁，后于1993年重建。

　　震灾期间，旅日灾侨和朝鲜人还被押送到千叶习志野简易兵营监控。9月3日，关押我国旅日华工商和朝鲜人共350名，至9月17日达1692名。这些被关押的华工大部分是温处华工。据瑞安籍华工吴进明说，他和三四百人一起被日本警官押送习志野时，完全像俘虏一样，沿途军警都端着枪，戒备森严，异常恐怖，一天仅供给鸡蛋大的三个饭团，还不够平时一餐的食量。华工黄子莲、青田县华工陈协丰等也都揭露了习志野兵营关押虐待华工、侵犯人权的罪行。

　　中国政府抗议

　　血案不了了之

　　日本暴徒的系列罪行与血案被揭露后，我国各地人民无比愤慨，奋起抗议。10月21日，以上海为中心，南北呼应，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议残杀旅日华工的怒潮。

　　10月23日，国民对日外交会召集了临时紧急会议，要求严缉凶犯；惩罚保护不力的官吏；对被害者家属的损害进行赔偿；保证将来永不发生此事。同日，温处旅日灾侨陈协丰、林志范等1698人联名发表《温处灾侨驳日外务省文》，有据有理地揭露了日本暴徒乘震灾之机，残杀华工及留日学生领袖王希天的滔天罪行。接着，我国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380人联名致电外交部顾维钧，强烈要求与日本政府交涉：(一)惩凶；(二)赔偿抚恤；(三)道歉；(四)保证将来永不再发生此等事变。并要求把渎职辱国、罪状昭彰的驻日代使张元节革职查办。

　　在全国各界人士，包括温处两地人民的强烈抗议怒潮的压力下，外交部才电饬驻日本新代使施履本就近调查，向日本外务省抗议日本暴徒的暴行；同时，照会驻北京日使芳泽，提出交涉。

　　在交涉中，日本政府态度恶劣，只说当时把中国人“误会为韩人(即朝鲜人)，有少数误杀”。外交部决定派官员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人赴日本调查。11月底，日本政府早已把罪证毁灭，王正廷等人无从入手，只得委托日本官方代为调查，而日本官方不提供真实材料，王正廷等人无可奈何，遂改托日本民间律师继续代为调查。最后结果是，日本政府强调客观，推诿责任，掩盖事实，既不涉及军警，又不表示对被惨杀的华工家属赔偿抚恤，系列罪行与血案不了了之。

　　值此温处华工和王希天罹难90周年之际，我们要以史为鉴，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提高综合国力，改变“弱国无外交”的局面。(章志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