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投资保增长的思路亟须改变

　　中国经济 换挡变速(感言·特别策划·聚焦中国经济年会)

　　编者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月26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有关人士在年会上共同探讨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探索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模式和路径。本报撷取其中的真知灼见，推出“感言”特别策划，以飨读者。

　　信息化是中华复兴必要条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杨学山

　　如果每一台汽车都有唯一的电子标签，在北京的街道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摘掉牌照闯红灯的汽车，高速收费站也可以实现没有栏杆的通行。我们会产生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最大的大数据，但能力还不足以支撑

　　2003年，淘宝诞生；2012年，淘宝(加天猫的交易额)达到了1万亿元，创造了超过1000万个就业机会。

　　2012年11月11日，淘宝(加天猫)单日销售额达到191亿元，改写了零售业的版图和竞争方式。

　　再看制造业。以航空业为代表，从飞机的设计开始，到零部件制造、测试、运行管理维护等，都依托统一的平台。在这样的平台支撑之下，波音公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但没有一个制造厂。

　　再看现代化城市管理。如果有洞悉一切的平台，管理会怎样？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每一台汽车都有唯一的电子标签，在北京的街道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摘掉牌照闯红灯的汽车，高速收费站也可以实现没有栏杆的通行。

　　这是一场变革，背后是信息技术，显现出来的是信息化发展。

　　宽带网络、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概念的背后，都展示着信息技术发展的变化，这给中国的技术发展、产业发展、应用发展都带来了新机遇。

　　中国的信息发展机遇同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和挑战，那就是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大而不强，应用无论是用户本身还是IT企业的支撑能力和发展能力都不够。我们会产生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最大的大数据，但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同时，信息安全还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我们应该认识到：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实现第三个现代化目标的必要路径，是实现中华复兴的必要条件。要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和进行战略谋划，而不是一般化的考虑，这样各方面才能共同参与并抓住这个机会。

　　(本报记者 王 珂整理)

　　投资保增长的思路亟须改变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贺 铿

　　政府可以考虑和决定的投资，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产能投资应由内外需来决定。房地产投资也应该由市场、需求决定。现在一旦经济发展不顺利，就用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思路必须改变，否则环境会受到更多的污染

　　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有长足进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教训和问题也暴露出来。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发展，我认为应该很好地反思。是成绩要坚持，是经验要总结，是不足的要改变。

　　现在，经济发展中最要紧的事是切换发展思路，包括以下几个切换点。

　　首先，要切换用投资保GDP增长的发展思路。投资是由内需、外需的规模决定的，而不是说一定要达到多少比例、多大增速。没有需求和规模，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投资。投资如果是虚假的，那就浪费了。政府可以考虑和决定的投资，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产能投资是投资当中最大的一块，应由内外需来决定。房地产投资也应该由市场、需求决定。现在我们一旦经济发展不顺利，就用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思路必须改变，否则环境会受到更多的污染。

　　其次，要改革半市场、半管制的政府公司化模式。这种模式对于经济干预得那么细致、具体，这是经济当中结构失衡等问题形成的根本。

　　第三，要切换财政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该进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货币政策为实体经济服务，并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第四，既要抓内需，又要促外需。有人觉得，过去一段时期是外向型经济害了我们。我不这么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离开了外贸是不可能的。

　　最后就是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存在许多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大城市化要转为小城市化。城镇化要创造更多非农的就业岗位，让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还有，现在的城镇化炒得很热，但不要成为新一轮推动房地产泡沫化的阵地，要预防这个问题，让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王 珂整理)

　　高度警惕热钱大进大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谷源洋

　　发达国家同步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抬高了通货膨胀，形成了新的资产泡沫，造成了新的货币摩擦。要高度警惕由此带来的热钱大进大出，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监管

　　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2002—2007年，我们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有利的，是社会主义的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很快，周边环境也比较好。

　　但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快速、复杂的变化。从外部经济环境来看，面临的主要挑战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第一，世界经济还在继续缓慢地复苏中，贸易保护、投资保护加剧，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现实的挑战。怎么办？正如十八大所提出的，有三个“倒逼”，倒逼我们加快扩大内需，倒逼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倒逼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发达国家同步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新的风险。第一个风险是抬高了通货膨胀，第二个风险是形成了新的资产泡沫，第三个风险是造成了新的货币摩擦，所以世界各国都通过货币贬值来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高度警惕由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热钱大进大出，而且要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监管。

　　第三，在国际市场上，高油价、高粮价的趋势不太会改变了，这对中国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去年我国进口的粮食是7233万吨，对国外市场的原油依存度达到了58.7%。在粮价和油价维持高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输入性通货膨胀对今后几年的影响。

　　此外，我认为还应该紧紧地抓住对外经济合作这一条主线不动摇，在东南亚地区，我们要继续积极地推动“10+1”、“10+3”和中、日、韩三方面合作。因为我们国家发展得很快，市场很大，这对周边国家所产生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本报记者 林 琳整理)

　　收入分配改革应重初次分配

　　北京大学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所有的财富是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共同创造的，所以要让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同分享利润。利润中有一部分应该分给一般的职工，尽管分的数量不多，但毕竟是改善初次分配的条件之一

　　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的意见是初次分配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首先是初次分配。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下的调节分配，但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现在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特别是农民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面限制，农民多是土地寻租的受损害者。此外，农民工在城镇工作，因身份和市民不一样处于弱势；农民在农村种地，在农产品销售中也处于弱势。可见，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形成的初次分配都存在不公平。对此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市场尽快健全完善起来，早日形成生产要素的供方、需求方公平竞争的环境，早日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第二，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让土地的流转在各个产权主体、市场主体之间有序进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寻租行为，保证农民有财产性收入。第三，在劳动力市场上应该让买方和卖方的地位趋于平等，消除不对称行为，让工会的管制促进第一次分配趋于完善。第四，提高职工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能够升迁，促使低劳工市场向高劳工市场转变。第五，鼓励农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员自行创业，创办小微企业，促使初次分配的情况得到好转。

　　经济学中有一个利润共享原则：所有的财富是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共同创造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所有，人力资本投入的只能够在工资成本中取得报酬的一部分？这不合理。要让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同分享利润。利润中有一部分也应该分给一般的职工，尽管分的数量不多，但毕竟是改善初次分配的条件之一。

　　(本报记者 林丽鹂整理)

　　需求管理要转向供给管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

　　在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潜在增长水平缓慢下降的背景下，要靠需求增长、财政增长、货币增长强行把经济拉起来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所以今后要把重点更多地转到供给管理上，即提升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从过去两位数的常态转向7%、8%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放缓虽有外部需求收缩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内生动力发生了变化。原来投资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改变，随着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储蓄率的调整、投资水平的降低，我们的内生动力也正在发生变化。

　　在新形势下怎么才能保持经济增速的可持续性？过去讲的是需求管理，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但在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潜在增长水平缓慢下降的背景下，要靠需求增长、财政增长、货币增长强行把经济拉起来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比如通胀效应。所以今后要把重点更多地转到供给管理上，也就是要提升劳动生产率，提升资本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此对冲潜在经济水平下降的压力。

　　把重点转到供给管理上，有几件事需要去做。

　　第一，产业大规模兼并重组。通过市场机制，把落后产能下决心淘汰掉，提升生产能力。第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发平台。如果能够完成从组装模式向研发为基础的制造模式转型，那么中国经济的生产能力会大大提升。第三，培育发展生产性的服务部门，包括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管理，这种专业服务对于提升某个制造业的价格链意义非常重要。

　　那么，从政府的体制机制上怎么来改善供给管理？我们需要制度创新，让要素充分流动起来，土地、资金、劳动力都要市场化。只有要素自由流动、市场秩序公平，企业的创新才会有动力。

　　(本报记者 林丽鹂整理)

　　用新型城镇化催生内需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国平

　　现在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只有原住民的1/3，甚至是1/5，如果3亿农民工消费能增长一倍的话是多大的内需？多大的市场

　　关于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我有3个观点。第一，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要使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必须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现代工业化。要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城镇发展方式的转变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把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城镇的转型升级有机地结合起来。

　　比如说交通拥堵问题，核心是机动车超常规、大规模的增长。杭州主城区2000年机动车才9万多辆，如今已经突破了100万辆。这几年汽车是中国的主导产业之一，但是中国在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城镇如何与这个产业相配套，我认为也是不行的。汽车产业发展已到了瓶颈期，要突破，首先要突破城镇化这个瓶颈。

　　第二，城镇化是今后中国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最大源泉。全球的经济发展瓶颈是需求，中国的瓶颈同样是需求，特别是内需。如何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去进一步催生中国的内需。比如农民市民化问题。现在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只有原住民的1/3，甚至是1/5，如果3亿农民工消费能增长一倍的话是多大的内需？多大的市场？

　　第三，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要把破解城市竞争力放在突出的地位，走新型城镇化而不是旧的城镇化老路，这样才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城镇化是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一系列城市病，这是西方发达国家200年以来在城镇化进程中所证明的，比如说环境污染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等。别让城镇蔓延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水平。我担心城镇化可能会出现一哄而上的局面，误认为建大广场、建大马路、建高楼大厦就是城镇化，这个理解还是有片面性的。

　　(本报记者 熊 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