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的高职教育

　　职业教育必须适应产业升级，主动为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做产业转型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近10年来，中国高职教育形成了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态势，高职院校的数量、招生规模和在校生已经占据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我国高职教育已经初具规模，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为我国经济起飞提供了支撑和服务，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然而，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职教育无论是在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实践和成效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存在着“高职院校社会地位低”、“学历层次低”、“毕业生待遇低”、“就业岗位匹配度低”等问题。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高职教育都担负着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的使命，办学形式全日制学历型与短期培训非学历型紧密结合，学历层次从预科教育到专科教育，从本科教育到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职业层次从高级“蓝领”人才到“银领”、“金领”人才，覆盖了整个应用型职业岗位。如美国的社区学院，德国的“双元”制职业院校，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日、韩的短期职业大学等。

　　我国高职教育之所以出现“四低”现象，一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职院校的认识和定位误区，人为地在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之间架起屏障。迄今为止，我国仍以大专层次的高职教育为主，也只是在普通高等学校中试行过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或同意部分民办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教育。二是高职院校囿于管理体制束缚，不敢也不会“走出去”、“引进来”，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培养目标上，不能直接与企业、产业形成对接，毕业生的技术技能和专业能力与岗位需求不匹配，形成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的“两难”。三是社会家长对高职教育存在“偏见”和“歧视”。社会普遍认为高职院校大多只能录取低分学生，考不上“大学”的才进高职院校或者民办院校。高职院校毕业生不能报考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政府公务员，不能报考需要“教师资格证书”的中小学教师，甚至有的地方在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也特别注明“毕业生范围，不包括高职生”，形成高职教育不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误读。

　　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二选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观念、制度和实践作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必须与作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范畴的产业发展相适应。因此，职业教育必须适应产业升级，主动为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做产业转型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高职教育适应并服务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政府、学校、企业与行业的多方合力，共同推动。

　　首先，作为产业升级的主导者——政府，要改革高职院校管理体制，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根本性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要构建新型的高职院校办学管理平台，加快行业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制度建设；进一步放开高职教育社会办学许可。此外，政府还应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优化高职教育资源，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其次，作为高职教育的办学主体——高职院校，应明确办学定位，树立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不断创新办学模式、教学方法，使职业教育真正服务于人的职业发展需要，服务于企业和社会用人的直接需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第三，作为产业升级的主体——企业，一方面，要借鉴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先进经验，根据企业自身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向学校提出人才定制直接需求，同时在实习设备、实训基地、选派兼职教师、参与学校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接受高职院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培训等各方面，探索与高职院校产、学、研、岗合作的新模式；另一方面，要为员工提供以技能培训、专业发展为目标的继续教育和以学历提升为目标的学历教育，并在经费、时间、待遇等各方面予以保障。

　　产业竞争的核心是技术，技术的核心是人才，人才培养主要靠教育。社会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凡能有所作为的都是社会有用之才，无论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技术操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同等重要，高职教育一样可以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高职毕业生同样可以成为总裁、金融家、艺术家。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其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相当于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的高职教育更多是发展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高职教育。因此，东部较发达地区要积极探索创新知识型高技能人才的职后继续教育模式，提升产业工人的学历层次和社会地位，发挥高职院校的终身教育功能，强化继续教育，完善各类教育间的“立交桥”，为高职院校学生的持续发展提供服务平台。（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