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要能在全国复制推广

人物简介

　　王新奎，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知名学者。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长期从事对外贸易特别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研究工作，长期在多边贸易谈判、双边贸易磋商以及区域贸易谈判中做技术性支撑工作和理论研究。

　　个人观点

　　老经验这条路走不通

　　自贸试验区的改革重点是什么？是从贸易的关境管理，转为投资的准入管理。过去二十多年来国内设立各种各样的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区、保税区、物流园区等等，它们涉及到的改革都是关境上的公平环境，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就好比“家门口围墙上的改革”。这次改革不同，讲的是关境内的公平环境。从货物准入的国民待遇，发展到投资准入的国民待遇；从无条件的国民待遇，变为有条件的国民待遇；从贸易便利化，发展到投资便利化。这些靠负面清单来规范，是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王新奎坦言，想从老经验中得到改革的红利，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自贸区，当下最热的主题。提起自贸试验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教授的名字与之紧紧联系在一起。早在20多年前，他已是对外贸易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作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动者和总体方案设计者之一，王教授一直马不停蹄地为自贸试验区奔忙着。

　　上周日，头发花白的他出现在复旦大学的自贸论坛上，面对坐满了主会场和6个同步分会场的听众，介绍自贸试验区中的管理创新。

　　1 表述自贸区用“三个主题词”

　　王新奎教授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给出的题目，叫《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国家战略》。其中有三个主题词：第一个是‘试验区’，第二是‘以开放促改革’，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以开放倒逼改革’，第三个主题词是‘国家战略’。”

　　上海自贸试验区到底是什么？他说，它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自贸区，所操作的特殊监管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一个全新的概念。

　　在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报告当中，是这么表述的：“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为什么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王教授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正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必须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内容是投资准入体制改革。 “你们看现在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一开始就讲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这就是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改革。”

　　他深入阐述道，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有着非常深刻的国际背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变化，推动着全球投资规则和贸易规则的重构。它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高标准的规则重构，并不是在我们比较熟悉和已经深度介入的WTO多边贸易体制平台上面进行的。因此，中央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就是要通过参与来倒逼最核心的改革。这表现在这次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上，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该投资协定将包括对准入环节的投资的各个阶段提供国民待遇，并以负面清单的模式为谈判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联合声明中直接提到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中方将逐步减少和下放外商投资核准事项，最大限度缩小此类审批核准范围，促进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自主决策，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所以上海自贸试验区决策有两大背景：一是改革的需要，一是适应全球经济形势新变化的需要。

　　2 负面清单“好戏在后头”

　　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公布后，出现一种议论，认为这份清单“不过瘾”“缺乏新意”。王新奎教授请大家耐心等待，这份负面清单前加了一个“2013版”，那意味着还有期待中的“2014版”“2015版”，好戏在后头。他这样解释：自贸试验区肩负着使命，探索出可复制、可向全国推广的经验。税收优惠没有，是因为它不可复制；免税店没有，同样是因为不可复制。“这个政策的红利，要么大家得，要么大家不得；不会一部分人得，一部分人不得。”他赞同负面清单本身不能设计得面面俱到，负面清单质量高低首先看长短，过长就变成了正面清单。

　　在他看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现在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严格来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传统的自由贸易区往往以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为对象，重点是海关的监管，给予税收等特殊政策。现在世界上有几百个自由贸易区，称作“FTZ”(free trade zone)，基本如此。而上海自贸试验区却是全新的，它是以服务业开放为主的试验区。其所谓的“特殊政策”有一个条件，将来要可复制、可推广，优惠政策基本没有。自贸试验区要求建立一个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3　　改变投资准入“意大利碗面”状况

　　近期自贸区改革的难点和突破口在哪里？王新奎教授表示，首先是高标准的投资准入管理。

　　他用“意大利碗面”来形容中国特色的一般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差别待遇的现状。由于长期以行政审批来管理经济及准入，各种法律法规、措施、文件汗牛充栋，不同所有制准入待遇有差别。还有不同项目的准入差异，比如铁路项目、核电项目、港口项目，外资和民企进入很难，或者有条件限制。

　　他说，我国是按照注册地来认定外商的。现在全球的趋势，越来越多采取住所地认定标准。

　　在外商认定标准这一难点问题上，解决思路会是什么呢？王教授认为，先解决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问题。就是说，设立一个企业，兼并一个企业，设立企业以后要求增资扩股，这三个阶段叫准入阶段，先考虑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的问题。负面清单的设计要有原先的法律依据，不能凭空搞出一个东西来，与全国现行做法完全矛盾。有些评论说，2013版的负面清单不过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翻版。他承认，一定程度上的确是翻版，但在没实践经验时，不妨先翻版。等在试验过程当中逐步取得经验后，才能修改负面清单，使之更符合国际高标准。

　　4 金融市场学习“钟摆稳定系统”

　　第二个难点，当然是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王新奎强调说，金融制度的创新和金融服务的扩大开放，必须符合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符合国家战略规定的试验区功能，二是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绝对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制度上的突破口，其一是外汇转移问题。外汇转移要求自由、无延迟，要求自由使用货币，要求市场汇率。全球凡是高标准的准入投资规则都坚持，人家的钱进来，赚的钱汇出去，缺少不了这三条。

　　具体操作上他提了三点：首先，从试验区向境外的资金流动自由度应该大于试验区向境内区外流动的自由度。即一线完全放开，一线区内和一线之间的自由度肯定要大于区内到二线的自由度。绝大部分的金融企业都是在期待着反向操作，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试验区到境内区外这个渗透管道是受控制的。其次，人民币流动的自由度要大于非人民币流动的自由度。第三，以风险可控为前提。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安排金融创新，离开实体经济太远的先缓一缓。实行账户隔离和适度实体隔离，必要时采取临时性的管制措施，按照金融审慎原则逐步推进。

　　作为长期研究WTO市场准入谈判的专家，他说，根据国际通行原则，在负面清单、国民待遇方面，金融部门向来是例外。世界各国谈判时都有三大例外：税收、金融、国家安全。这类谈判是先给正面清单。这样，才能够做到风险可控。

　　难就难在，现在进入了一个悖论。他以美元举例说，美元的利率远低于人民币利率，而且人民币还在升值，总的趋势是美元流向中国。但现在自贸试验区的整个金融改革方向主要考虑让人民币流出去。人民币要从一个利率高的地区流到一个利率低的地区，需要企业发挥聪明才智。

　　本报记者就金融风险问题向王教授提问说：“不少新兴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程度进入金融开放阶段时，遭遇了金融危机。当前热钱有进入中国的冲动，自贸区在设计的时候，怎么考虑防止资金大进大出造成金融风险的问题？”

　　他回答说：“试验是有风险的，特别是金融风险。贸易风险不是太大，集装箱总要一个个装进来。金融就不一样，可能在几秒钟里产生不可挽回的系统性风险。资本项目自由化、汇率市场化、货币政策这三者之间不可能全部兼顾到。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比资本项目的放开更重要。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区内试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也是设下了很多限制条件。比如哪个方向放开多，哪个方向只允许渗透不允许放开，将来还要分产品、分机构、分平台，肯定不一样的。企业当然觉得越自由越好，这是企业的局部利益。国家有个整体利益。对企业最有利的，应该是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当环境变化的时候，它会自动地回到均衡点，有一个自我纠正机制。就像钟摆一样，最后还是回到中心点。高质量的金融市场就是一个稳定系统。”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决定了钟摆的稳定程度。如果真的遭遇对冲基金兴风作浪，可以采用数量管制、账户管制、税收的办法有效应对。

　　5　　第一步改革效应“超乎预期”

　　王教授最后总结说，试验区任务艰巨，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第一步产生的改革效应，超乎预期。但是到底最后成功与否，希望寄托于执行。先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落实总体方案的内容，做到风险可控。在新时期，改革的红利是参与改革的每一个人创造的。他认为，这次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开了先例，由地方主动参与改革，改革的红利与全国共享，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如果各方都这样努力的话，一个改革的黄金时代就真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