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十三五”GDP年增速可望不低于7%(2)

　　樊纲：有，我觉得政府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积极采取措施，来化解风险。一方面修改预算法，这个已经做了。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加快地方政府发放正式公债的进度；地方债去年发行4000亿，今年还是4000亿，完全可以再多发一些。现在赤字率并不算高，中央完全可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然后，控制不让借金融债，关闭影子银行提供流动性的闸门而代之以发债，即便发9000亿元也没超过3%的中央债务率，这就可以替换掉一部分，在保持中央地方两级债务加起来占GDP比重不提高的情况下，降低地方融资平台这种金融债贷款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这个比重一下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就能得到一定的化解，持续做下去，就能逐步用几年甚至10年的时间来消化这部分金融债。

　　应当强调，机制错配导致的金融风险问题，是需要积极去做的，而不是被动等待。只要由“react”变为“preact”，化解风险之后，市场的活力就会激发出来。

　　经济“新常态”就是告别过热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樊纲：一句话，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终于摆脱了过热。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两轮过热时期，这给大家造成一种印象，就是GDP老是在10%以上的增长。但回顾历史，1996年以来，实际GDP增速在10%以上的只有2004年-2007年、2010年这五年，其余绝大多数年份经济增速都没有达到两位数。和以往相比，我们已进入一个比较稳定、正常的高增长时期。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悲观论调都是错误地把过热增长当成正常状态。而正常增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希望，一直到2020年GDP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如果能够成真，即便7%，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GDP也能达到11000美元，接近世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如果能有7.5%则更好，届时就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当然，正常的高增长在一定的区间内也会有所波动。有意思的是，现在经常是经济一出现波动，就不乏各种评论出现。其实，这种对于经济的过度分析恰恰反映一个问题：经济运行的平稳，已经让人没什么其他可分析的点了。即便是增速的下滑，我们这几年来也是逐渐地、小幅度地下滑调整到7%-8%区间，这种过渡完全正常，也无需过多解释。

　　中国证券报：7%-8%的增速，经济增长质量一定是高的吗？

　　樊纲：从微观上看，经济运行中还难免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资源配置有效性不够高、价格不合理、污染严重、微观效率不够高、创新机制不够好等等，这些都还有可能。甚至还会有一些错误的投资和浪费现象等。但动态而言，在这一相对均衡的增速下，肯定不会出现如今这么严重的产能过剩。由过热导致的浪费、产能过剩以及清理产能过剩这些无效率的问题会少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差产生的恶果，不仅在于当时的粗制滥造，更在于过热之后产生的过剩产能：前期的投入、后期的产出，就这么“废”了。如果我们能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效率一定会更好，政府也不用忙于宏观调控，而有时间去搞改革。

　　混改应明确国资产权主体

　　中国证券报：说到国企和国资改革，应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从目前看，国资如何开放是一个问题，民企的动力也是一个问题。

　　樊纲：混合所有制首先要强调法治，在市场角度而言，就是经过平等协商后卖出的东西不能再收回去，不能变卦，包括不能拿资产流失的理由来收回。特别是对那些原来经营效益不好、在原有经营管理者手上并不值钱的国有资产，不能在别人拿来挣钱后就认为是国资流失，用转让后的市值来计算转让前的资产是不对的。

　　在以往的一些案例中，确有不少任意反悔、破坏市场秩序的情况出现，这是对契约精神的不尊重，也是一种破坏市场法律的行为。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这正是民企所担心的一点。

　　至于怎么搞法治，在经济学层面上而言，首先要落实所有权的主体。一个尴尬的现实是，中国至今尚缺一个能代表国资国企行使所有权的机构，目前的国资委只起到管理作用。未来一旦产生这个机构并赋予其权威性，通过法律来保护公私产权就成为可能，由此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控股和参股的争论？

　　樊纲：在混合所有制企业里，国资是否一定要控股？这个问题值得商榷。我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让国有产权搭上私有产权的便车。因为国资、国企无论是管理和对市场的反应，以及对市场风险的承担能力都不如私企，因此，应尽可能让私人去控股。对国资而言，最重要的是能按期、按份额获得收益，在管理层面上，只要有代表参与董事会，能把国家的战略价值体现在企业决策中就可以了。

　　如果不让民资具备决策权，原来的机制仍在起决定作用，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而言就没多大意义——无非是圈了一笔钱来当点缀甚至“垫背”；对民企而言，出钱而没有决策权当然没有动力，进而难以真正发挥出企业家精神。这种混合所有制改革还不如不搞。　中国证券报：所有国企都能这么做吗？

　　樊纲：混合所有制作为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应当坚持并切实推进。但在改革的进程中，也要注意到很多国企规模庞大，尤其在垄断行业。对于这类国资改革，私人企业的进入程度受到外界环境和自身实力的限制，但仍应当秉持积极开放的原则稳妥推进。

　　今后，包括一些油田在内的所有垄断行业都应当对民资放开，私人企业一时难以控股的，也要鼓励参与、尽快长大。当然，让竞争起到作用，就要求政府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鼓励民企在垄断行业发展。这就需要政府的一些特殊政策，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

　　中国证券报：大家都在关注国家层面的国资改革方案何时能出台，有人甚至感觉现实中的国资国企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樊纲：对于国家层面的方案无需着急。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和结合，历史上很多改革都是由地方和基层发起，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上。国资国企改革也好，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也好，我们都鼓励地方积极去试，希望看到更多的地方采取措施，探索出更多更好的办法来。

　　对于改革的推进，我们不要看表面现象，调门高低并无现实意义，更不是最重要的。目前而言，不少地方的态度看起来虽然还比较模糊，但实际上却在积极做，只是对外低调而已。当然，到底哪里做的好、什么路子更切合实际和有推广价值，都还有待实践检验和大家去发现。胡东林

　　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创始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2006-2010年曾连任两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联合发起人和学术工作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