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型城镇化为引擎走向新常态

　　迈向新常态的过程，也是经历“三期叠加”阵痛的过程。由于原有增长动力可能迅速衰竭，新动力无法接上来，此前长期的宏观失衡、结构性和体制机制问题渐次暴露，风险将会爆发并向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传导。因此，向新常态转型对宏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要把“底线思维”与转型结合起来，把改革和转型置于风险可控、底线不破的基础上，并重视改革的增长效应，把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放在优先位置，以增加共识、减少阻力。必须认识到，在金融动荡、失业增加和硬着陆的情况下，向新常态转型的改革是推进不下去的。

　　在9月16日召开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事关几亿人生活的改善。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要用好新型城镇化这个强大引擎”。在这里，所谓的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就是指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而所谓的引擎，事实上就是指新型城镇化的增长效应，它能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因此应置于改革和转型的优先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城市(镇)化的同步推进，而这一过程也是经济增长向消费和内需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成为主导以及政府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型的过程。在我国，尽管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驱动，但聚集效应驱动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发展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进展并不如意。尽管学者普遍指出，要素市场扭曲、要素成本长期被低估、政府介入微观领域过多是其根本原因，但相当一段时期内，这是我国融入世界工业化和全球化大潮的唯一选择。

　　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把推进城市化，并通过集聚效应驱动经济转型的作用发挥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1.95，即相对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更快，而我国这一比率则仅为1.09。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这意味着城市(镇)化的聚集效应还不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就无法实现，也就无法倒逼落后产能退出，产业升级和内需主导的结构调整也就无法像其它国家展示的规律那样有序地到来。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巨大沟壑的存在，也意味着巨大的潜能，只要战略得当，潜能就可以发挥出来。

　　“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到底为多高，或者说，以牺牲速度换转型升级的容忍度有多高，并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在向“新常态”跨越的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潜在风险(如结构失衡的风险、传统增长动力衰减的风险、改革僵持不下的风险)和刺激性政策渐进退出的风险(资产泡沫和银行信贷坏账)叠加在一起，造成实体与金融风险相互传导。短期内，向“新常态”过渡的任务比较艰巨，保持改革的增长效应，平滑过渡风险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也就是改革要讲“底线思维”。

　　李克强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若“三个1亿人”彻底融入城市，首先可带来聚集效应潜能的释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就有了需求基础，并且有良好的规模效应。这样的政府支出不仅是有效率的，不会恶化政府债务，而且其增长效应能起到平滑过渡时间各种风险的作用，特别是房地产风险、产能过剩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系统风险等。人口在城市大规模积聚，带来生产效率提升和收入水平增加，产业升级转型和内需主导的结构调整自然实现，而政府也将致力于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样才能促进居民消费和涵养税源。

　　目前，对于新型城镇化在迈向“新常态”过程中具有的引擎作用，地方政府在认识上还存在偏差。

　　首先，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问题，仍然简单地视作增加政府支出负担，没有充分认识到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带来的聚集效应、增长效应。事实上，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大，外来人口的社保和住房支出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唯独公共服务设施的增加需要政府来投入。但是，外来人口在城市聚集，不仅分摊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而且其规模效应缩短了公共设施的投资回收期。另外，外来人口年龄偏轻，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将是储蓄和税收的净贡献者，而非社会保障的分享者。

　　同时，地方政府也没有认识到伴随“新常态”的阵痛，是为了实现“速度下一个台阶，质量上一个台阶”。要实现未来更稳定和更持久的增长，现在这个阵痛必须要承受。另外，在增长观上，地方政府依旧迷恋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特别在“底线思维”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依旧将稳增长与“稳速度、稳数量”联系在一起。因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方面动大手术，破解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转变观念和思维。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