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澎湃着的温州之源 要靠一批年轻企业家支撑

　　【编者的话】今天呈现给读者的是温州系列报道之四，前三篇，分别以"温州之痛"、"温州之变"、"温州之路"为题，诠释今日的温州，而今天的"温州之源"，会使你更加发现这四篇报道之间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我们感到，温州的未来，必将是要靠一批年轻的企业家来支撑。同时，温州的未来，也必建立在新的产业集聚，抑或传统产业的重新整合之上。而第二代企业家对新兴产业的态度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温州的未来。这正是今日的温州。
　　接触温州的新一代企业家，并没有外界印象中"富二代"的洒脱，反而多是显得"少年老成"。在"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中，恪守着"多做少说"。
　　2011年以来，温州在艰难中行进。
　　诚然，温州"重商贾、事功利"的文化不会就此作罢。这里深受"永嘉学派"影响，孔孟的"学而优则仕"、"君子不言利"在这里不是主导，温州人素以乐于经商、善于赢利为荣，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
　　诚然，信任危机，温州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上世纪80年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温州制造成为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全国范围内曾形成了对温州制造的"围剿"，温州硬是坚挺了过来。
　　然而，今天的温州是否还能"新生"？仍未可知。
　　客观上讲，温州的未来，必将靠一批年轻的企业家来支撑。从这一层面上或可说，如果今天的温州已经孕育一批青年企业家，那么温州还有未来；否则，温州的未来将无从谈起。
　　同时，温州的未来，也必建立在新的产业集聚，抑或传统产业的重新整合之上。而第二代企业家对新兴产业的态度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温州的未来。
　　上篇
　　交接班中的温州
　　父亲是穷家子弟勤劳致富，他不能让腐败和没落从自己这里开始，他必须守好这份家业，而市场是残酷的，做不好就得淘汰。
1980年10月出生的永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郑革，如今已经"接班"家业6年。但2002年，在国内完成学业后，郑革并没有直接进入企业，而是考取了公务员，一呆就是6年。在6年的公务员履历中，他从一名普通职员做到了中层领导的岗位。
　　他的接班路径，在温州第二代企业家中非常普遍。
　　在距离30岁不到两年的时候，郑革开始定位自己的人生坐标，是继续在外当公务员、还是回到企业之间，最终选择回到家族企业，从项目经理起步做到了现在的永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聊起接班，郑革直言，他特别害怕被别人指点说老爸的企业被自己搞砸了。今时不同往日，如今企业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巨变，再不是哪个人能完全左右一个企业的时代，但企业在哪个人的手里开始走下坡路，却依然清晰。
　　虽然他当公务员的6年里，在公安局的科室里已经做到中层干部，但科室里需要处理的关系也不过是几个人。回到企业后，一下子便需要管理巨大体量的个体，在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他陷入了迷茫期。
　　"当被寄予太多期望、非常想做事情又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人真的会不知所措。"这是郑革初回企业尝到的第一个滋味。
　　同样是80后的现任江南控股集团总裁、江南阀门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子龙，则代表了温州第二代企业家的另一种接班路径。
　　在国外完成学业之后，黄子龙2006年直接回到了企业。然而，尽管从小的生活经历中"家就是企业、企业也是家"，但他并没有直接走上企业管理者的位置，而是用了3年的时间跟着集团总裁接受熏陶，直到2009年正式接班。
　　黄子龙同感，接班以来压力巨大。"富不过三代"的古语，时刻都在给他敲响警钟。父亲是穷家子弟勤劳致富，他不能让腐败和没落从自己这里开始，他必须守好这份家业，而市场是残酷的，做不好就得淘汰。
　　"（接班以来）每天都必须要想大家的吃饭问题，特别是老员工。我不奢望未来自己财力多么雄厚，只是希望自己多花心思和精力，在父业的基础上让企业一直往前走，不能在我手里把它丢了。"黄子龙说。
　　温州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陈芳铭告诉记者，2010年当地工商联曾针对温州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结构做过专门调查，其中15%的温州企业家已经迈入60岁的门槛，这就意味着在今后10年里这批企业家都将陆续退出。
　　也正是从这份调查开始，温州市工商联开始注重企业传承的问题。就如何接班的问题，于2011年筹划成立了温州新生代企业家协会，第一批70多人包括康奈集团郑秀康之子郑莱毅、东艺鞋业老总陈国荣之子陈曦、江南阀门黄作兴之子黄子龙等，接班二代多数已经到了25-35岁的年龄。
　　在陈芳铭看来，温州第一代企业家怎样把企业传承下去，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黄子龙现在是温州市新生代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这个在"交接班"背景之下孕育而生的协会组织，由温州籍新生代企业家组成。他所接触的企业家二代，对于接班的态度，一部分人是强烈的，也有一部分是犹豫的，他伸出手表示比例是"五五开"。
　　郑革如今是乐清市非公有制企业创二代联合会会长。在协会的定位上，郑革曾力主不冠以"企业家"的称呼。他的理由是：协会成员的身份是新生代，但是不是企业家还没有定论。不少协会成员目前在企业里还是职员，还没有真正地接班，还不是总经理、董事长。
　　事实上，这个协会更像是青年企业家的"学前班"，方便大家交流经历、分享经验。最小的会员只有18岁，平均年龄不到30岁。对于子承父业，基本有着积极的意愿，一部分选择自己创业，也都是在与父业关联行业的基础上，嫁接自己的想法。
　　在与陈芳铭的接触中，第一代企业家的倾向性很明显，打江山不易，希望子女接班企业，尤其是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
　　但是，他也注意到，确实有一些子女坚决不愿意接班。其中，有一部分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多集中在金融、科技等更容易赚钱的领域；也有一部分直接在政府部门、证券机构等途径就业。父辈企业则不得不选择职业经理人的路子。
　　新兴产业孕育中的温州
　　即便是接班传统制造业的温州第二代企业家们，也同样对新兴产业表示出了浓烈的兴趣。
　　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在当地也被称作"新生代企业家"。这一群体目前鲜明地出现了三种路径：一种是先到外面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到企业；一种是完成学业后，直接回到企业；还有一种，则是自己创业。
　　日前，温州市政府提出"五一○产业培育提升工程"，即做强做大电气、鞋业、服装、汽摩配、泵阀五大支柱产业，培育发展网络经济、旅游休闲、现代物流、激光与光电、临港石化、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材料、文化创意、生命健康等十大新兴产业。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温州的多个产业园区内，多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纷纷选择在新兴产业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
　　即便是接班传统制造业的温州第二代企业家们，也同样对新兴产业表示出了浓烈的兴趣。
　　温州第一代企业家基本集中在服装、打火机、鞋业、电器等传统行业，在第二代看来，这些行业的财富增长过程太过辛苦。尤其是第二代的独立意识萌发较早，且多有留学背景，他们中的不少人显然对创业的热情远远超乎"接班"。
　　成立于2011年的乐清市非公有制企业创二代联合会，虽然其成员以具有代表性的乐清籍知名民企的接班人为主，但成员们的行业则早已超出温州传统制造业，而涉及了金融投资、电子工业、机电、文化创意、高新科技、现代制造、物流运输、建筑房地产等20个领域。
　　迈入50岁门槛的奥康鞋业董事长王振滔也正将新兴产业涉猎在版块之中，在他看来，第二代对于新兴产业的兴趣甚至是"与生俱来"的。
　　"孩子读大学的时候，交流读什么专业，直接就说要学电子商务，他们这一代的思维是用互联网思维来衡量。"
　　在传统行业进入新兴产业的过程中，职业经理人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凸显。
　　在王振滔看来，即使是更接近互联网思维的第二代接手企业，企业经理人仍在企业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是新一代不可能迅速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企业多为多元化经营，客观上也无法完全交接给新一代。
　　以奥康为例，核心团队就包括80位高管，业务版块在主业之外，遍布金融、商业地产、医药等等，必须依靠职业经理人，尤其是一些新兴产业领域。
　　都说第一代温商是"闯出来"的。如今，"闯"的经历再也无法复制，而那份"闯"的锋芒、思想、精神是否仍可期许？这既是第一代温商留给后代的财富，也是安逸之下的压力和警示。
　　"闯"的锋芒、思想、精神，在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温州制造"时代，是温州人秉承的宝贵财富；在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温州创造"时代，何尝又不是至关重要的内核？未来新兴产业在温州将会创造出什么？会不会产生新的"温州模式"？值得期许。
　　而如今可以看到的是，仅"9号文化艺术中心"一个产业园区，保守估计3年后产值就将达到150亿元，带动上下游300亿元。
　　"上马"的"新"温商
　　吃苦、耐劳，曾是第一代温商留给外界的深刻印象。对于还在成长中的第二代温商，外界的印象则常停留在关于"富二代"的种种猜想之上。
　　黄子龙休闲的时候，喜欢看电影、喝茶，或者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他说自己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但接班以来，毕竟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
　　他形象地形容他们这一代和父辈的区别时说，父辈们很多人都是清早睁开眼睛就开始琢磨公司里的事情，自己这一代人可能觉得吃过早饭再去想也不晚。"父辈创建基业的时候，吃苦耐劳是别无选择的，我们这一代可能觉得今天少工作两小时，出去爬爬山、钓钓鱼，适当享受也是可以的。"
　　吃苦、耐劳，曾是第一代温商留给外界的深刻印象。对于还在成长中的第二代温商，外界的印象则常停留在关于"富二代"的种种猜想之上。
　　郑革看来，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80后的一代，实际上只是见证了父辈创业和企业成长的过程。小时候，家里没人带孩子，就放在生产线上，也赚计件工资。"
　　在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接触的温州新一代中，普遍的一种看法是：在吃苦耐劳方面，他们确实不及父辈，但这并不是木桶的那块"短板"，他们与父辈都想把企业做好的本心是一样的。
　　然而，两代人之间的诸多不同，在企业管理中，正发酵作用。
　　对于温州的第一代企业家而言，习惯"用情用意"的管理理念，并以此为见长。这有着客观不可逾越的因素，团队成长于打江山的过程中，在很长时间里"站起来就能看到所有的员工"，颇有伙伴、兄弟的情分，甚至对团队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了如指掌。由此，在建立、维系团队的过程中，注重人情的特点明显。
　　相比，第二代企业家对"规范化管理"更有好感。
　　分配宿舍这样一件小事，在永固集团内部原先是靠审批来分配，现在郑革接班后引入了摇号机制，按级别摇号享受待遇。他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由规则来决定分配，人治不及法制。
　　郑革递出的名片，显要位置放上了微信二维码，他喜欢在管理中利用一些新方式。在凝聚员工的归属感方面，他们这一代更着重于形成有特点的企业文化，强调个体在团队中的成长和收获，以此凝聚共识。
　　新一代接班后，政企关系也正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在第一代企业家生存的政企环境中，通常将企业和某个人完全画上了等号。这种牢固的政企关系乃至认知，多形成于饭桌上、酒席间的交流，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客观上，如何传承这种关系的确成为"交接班"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事项。对此，业界和研究者曾普遍推崇要"扶上马，送一程"。
　　然而，受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代企业家普遍并不热衷于跟政府打交道，也不善于酒桌文化，甚至对此有一些排斥的情绪。
　　第二代企业家"接班"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经历是，初到政府部门办事，总被问及"你父亲怎么没来"，但在这一代人的概念里，政府对接的是企业，与某一个人并没有关系。
　　其实，在对待政府态度上的变化，背后则是两代企业家对于政府依赖程度的变化。
　　第一代企业家在企业面临重大危机或是困难时，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由此，政府人脉的维系，自然成为企业日常运转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相比较，新生代大多接受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之间，更看重市场的优胜劣汰，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弱化--"需要政府支持，但不依赖于政府"。
　　"企业出现问题，首先是分析，找出问题的根源，不是盲目地先找政府，有些问题可以通过政府的沟通解决，但根源上的问题还是需要企业自身的割裂和重组。"郑革的态度正代表了新一代企业的理性。
　　事实上，政府方面也注意到了这样的变化，开始通过沙龙等形式开展一些活动，以此与新一代企业家交流问题、分享观点，形成新型的政企关系。
父与子之间的冲突，是常有的。决策上，父辈们更相信自己多年来的商业嗅觉，对于决策的可为或是不可为，多凭借经验之下的直觉去判断。这在新生的一代看来，有些不可理喻，这一代更看重"可行性报告"。
　　冲突中，老一辈管理者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新一代也正是在这样的"父子"冲突中成长、成熟。
　　经过若干次摸索之后，遇到"老不讲道理"，新一代如今多采取的态度是搁置争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先"试水"，让事实胜于雄辩。"这比赌气和顶撞更理性。"
　　黄子龙接手企业之后，主导了管理人员的年轻化，对一批父辈老员工实行了劝退，如今骨干力量不超过40岁。他认为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
　　对于新一代将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只有等待。"跟老一代相比，我们在思想上会有一些先进性和开放性，但父辈几十年的阅历和经验无法逾越。"黄子龙感慨。
　　有别于国外企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剥离，中国企业多是家族企业，"接班人"在一个家族中通常也是一个群体，这是企业最为核心的管理层。如何避免内耗，如何避免企业被拆分，这是这一代正在面临的问题，也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更是一个极度考验智慧的问题。
　　下篇
"新"温商眼中的"温州危机"
　　父辈们曾经建立的"信任"颇具理想化的色彩，相比，他们这一代所建立的信任，今后一定会有别于父辈。
　　2011年跑路事件以来，"信任"在温州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第一代企业家之间，资金拆借的流程非常之简单，完全不需要借条，一个电话便能撬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金。而这两年多以来，信任体系被严重破坏，几万元的拆借也要接受人心的重重考量。
　　对于第二代企业家来说，这是仍然冒着热气的教训。他们看到，父辈很多胜似亲兄弟的朋友，互相牵连卷进了泥潭；头天还是苦苦哀求，隔日便是背后一刀；本是救人于危难间，却落得自己苦不堪言。
　　有些意外的是，黄子龙说，他深信信任还会重新建立，因为没有信任就无法做事。
　　在新一代看来，父辈们曾经建立的"信任"颇具理想化的色彩，相比，他们这一代所建立的信任，今后一定会有别于父辈。"互相拆借不会就此绝迹，但绝不会像原来那么草率，该有的程序必须走。"
　　如果说，新一代在有关"信任危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超乎年纪的理性；那么，其后在看待"金融风波"的问题上，则更表现出了卓越的理性思维和国际视野。
　　"其实，2011年以来温州的经历，算不上风波，外界完全是一种误读。"即便在温州，黄子龙的这般看法也显得很大胆，何况年纪如此之轻。
　　事实上，2011年以来温州发生的所谓风波，企业家在主观上确实需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本轮资金链断裂的原因中，有一部分是自己挥霍所致；一部分是投资失误财富缩水。
　　事实上，温州真正有实力的企业，确实没有在所谓的风波中受到影响；真正基础打得扎实的企业，也确实没有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有不少企业虽然受到了风波的影响，但并不至于致命。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只是温州民营经济体量较大，问题表现得较集中。就全国而言，地区性出现金融问题，绝谈不上危机。"黄子龙的解释振振有声。
　　在他看来，真正的实情是企业本身已经处在生死边缘，而这轮风波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年轻的直接，或许更容易直抵靶心。
　　同时，新一代海外求学、游学的丰富经历，则让他们对市场格局的认知有了超越父辈的清晰度。
　　他们看来，在国内，今天的温州颇像几年前的广州，传统行业的发展规律使然--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倒闭关门，而行业和产业都不允许继续一成不变。
　　在他们接触的美国文化中，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历过数次金融危机，股票从6000点跌到2000点，跳楼者比比皆是。中国把别国两百年的发展历史浓缩在30年里，问题势必会更多；别国遇到问题化解几十年，中国在30多年里问题集中爆发，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新"温商的未来坐标
　　"忙时做市场，闲时练内功"这是郑革接班后，在2008年给企业开出的第一剂"药方"。
　　如何转型升级，是第一代企业家普遍留给新一代的一道考题。
　　"温州发生的企业倒闭潮，放在整个国家的视野里，如同一艘航母上出现几个病人，航母必须照样往前开。这只是局部的小现象，别的国家都有过类似经历，没必要放大这些小事情，忽略了大事情。"
　　黄子龙所指的这番"大事情"，是结构调整。他特意加重语气强调了自己的观点，不能害怕降低GDP，只要理顺还可以再起航。
　　"忙时做市场，闲时练内功"这是郑革接班后，在2008年给企业开出的第一剂"药方"。他解释，假定企业净利润是10%，多创造1块钱就需要多赚10元，但如果成本上减了一块钱，就相当于做了10块钱。
　　2008年正是金融危机肆虐之际，郑革从上海为企业请来了咨询公司，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的一年时间里，对企业的组织架构、流程、薪酬绩效，以及多年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等等进行系统梳理。经此，家族企业多年来的发展问题暴露了出来，紧接着，郑革推动了"头脑风暴"。
　　"企业速度可以慢一些，再慢一些，但方向不能错。"郑革认准"练内功"更紧要。
　　得益于此，永固集团完成了"自我健身"。经历2008年之后，国家启动特高压建设，在业界普遍对经济局势唱衰的情形下，永固集团逆势投资，进行技术扩张，实现了产业的升级。一举成为全国仅有的14家具备该技术能力的企业，并参与了国家标准的修订，大大提升了企业品牌的知名度。
　　得益于此，鼎盛时期身背将近2亿元担保的永固集团，从2011年年底开始，全面退出资金担保链，进而在这轮经济风波中实现了平稳过渡。
　　温州第一代企业家特点鲜明：一种是营销型企业家，在全国各地跑市场，将市场看做企业发展的核心；一种是技术型企业，抓住一个技术亮点在全国推广。其中，第一种类型占据更大比例。
　　其"短板"也很突出：不比近邻的江苏企业多承接台湾产业，以做配套、代工、外包为主，严谨性、精细化做得极其细致，成本上计较一分一厘。温商一直注重在市场上做文章，把店铺开到了全国、全世界，但在管理的提升、技术的创新上，始终步履蹒跚。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依赖严重的温州企业大批量面临盈利无法覆盖成本的境况，由此，资本的逐利性使然，留下大片的实业空心化。
　　坚持实业，还是投资金融？这一问题上，黄子龙表现得很坚定。他的解释很简单："任何虚的东西都需要实的东西来支撑。"
　　在黄子龙回到家族企业两年之后，便全面接管了集团阀门业务，父亲只会在一些重要会议或者重大决策时出席。在集团原来的产业版图里，除阀门之外，也有皮革、房地产、铁道物流等多元化方向，但如今阀门业务成为整个集团的支撑。
　　阀门并不比其他行业更顺风顺水。温州阀门300多亿的产值占到全国30%左右，整个产业将近70%处在中低档次运作，有戏言称"传统阀门就是在卖铁"。江南控股集团今天的形势，得益于其在本轮风波发酵之前，便早早完成了转型升级，针对核电、火电、石化等高端领域发力。黄子龙力荐父亲发展军工方向，如今这成为了江南控股集团的"高精尖"。
　　"做实业完全可以做得很大，前面的榜样很多，全世界最大的阀门公司可以做到几百亿美金。"他说，就算是父亲一代，也没经历过这样的风波，在这个年纪得到了这样的经验，甚至是一种优势。
　　(图)回归的温商历经两年打造"9号文化艺术中心"，类似的产业园在温州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本报记者叶正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