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须大力推进城市化(2)

　　此外，美国为了防止新金融危机，才在国外制造地缘危机。我曾经指出，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发动的第一场打击欧元的战争，而2003年的海湾战争与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美国打击欧元的第二与第三场战争。因为这三场战争与危机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背景，就是欧元对美元的强劲升值。之所以美元最大的敌人是欧元，道理也很简单。就股市来说，欧美相差不多；就国际货币交易市场来说，美国在全球只占两成，有五成在欧洲，还有两成在东亚。所以，欧洲是美国以外的最大资产池，如果美国金融市场有事，国际资本最大的避风港就是欧洲。从货币汇率关系看，美元指数虽然包括了很多国家，但只有欧元决定美元指数的高低，即当欧元对美元走高时，美元指数就走低，反之则走高。

　　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从84开始一路下滑，到今年3月初已滑至78，而引起美元下行的，正是国际资本从美国向欧洲的大规模流动，以及欧元对美元的强劲升值。背后的原因，则是国际资本开始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泡沫累积感到惧怕，因此获利后离场。而正是在此时爆发了欧洲地缘危机。美国也的确达到了驱赶国际资本流回美国的目的。今年7月，美元指数又站稳在83以上，目前已跃过87。

　　今天的美国，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国家利益已转变成金融资本集团利益。与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利益短期化，这就导致了行为短期化。此外，由于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国家化特征，使货币资本的流入流出与本币的强弱和本国资本市场的荣衰高度相关。因此，防止资本流出和驱使国际资本流入本国，就成了保持本币坚挺与资本市场繁荣的前提条件。扰乱他国市场环境，正是驱使国际资本流向本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国家力量越来越服务于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由此而导致美国长期战略缺失，行为越来越短期化，并且从产业资本主导时代要求海外市场长期稳定，转向金融资本主导时代要求海外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运用地缘危机手段阻止国际资本流出与争取国际资本流入，比1999年以来的动作都大，并且从一点到多点，从欧洲到欧亚同时动手。如果不是美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隐患，为何会变得如此疯狂？在我看来，美国交替使用QE与地缘危机的手段还将维持金融泡沫不破，效果终究是有限的。货币扩张不能无限增长，利率不能永远为零，制造地缘危机也早晚会被人识破。目前日本与欧洲的QE规模比美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如果美国金融泡沫再度破裂，肯定也会引起日欧金融市场随之发生危机。由于行将爆发的新危机是上一场危机的延续，且背景是财政与货币手段在上一场危机中都已用到极致，新危机的爆发相比2007年的危机就会更加强烈，也会更难走出来。

　　不急于推进资本市场开放

　　我一直认为，中国在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前，不应急于推进人民币与资本市场开放。因为中国的实体经济道路还远没有走完，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过早地寻求货币中心地位，就会与美国的主要利益诉求发生冲突，从而工业化过程就会受到不必要的干扰，而利用好美元，就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加快工业化步伐。这就是该出手时才出手，不该出手时就不能出手，否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两次大战前后是世界群雄并起的时代，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前。1990年日本爆发资产泡沫破灭危机，日本开始进入长期力量收缩期。1991年前苏联解体，俄罗斯也进入了长期力量收缩期。东西德合并与欧元的诞生，使欧洲忙于内部整合，力量难以扩张。因此直到次贷危机爆发前，只有美国和中国力量在扩张。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其后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此为标志，美日欧都进入了力量长期收缩期。展望全球，次贷危机爆发后，只有中国还处在长期力量扩张过程中。

　　前面的分析说明，西方国家不可能走回再工业化的回头路，而货币扩张政策只能在短期救命，长期则会酝酿出新金融危机，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必将会被一场场接连不断的危机反复削弱力量。再说，美国1890年工业超英，1914年经济超英，但直到1945年欧洲列强在两次大战中彼此消耗之后、美国一家的经济实力已相当于欧洲全部之时，才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拿走了英国的货币霸权，这期间有几十年时间。我们现在就急迫地要在金融货币领域与美国一较短长吗？这对中国还未完成的工业化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呢？

　　释放内需冀望推进城市化

　　用大量篇幅分析国际形势的目的，还是为了说明目前中国经济建立在出口拉动之上的复苏，是极其脆弱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明年下半年发生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明年三、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掉到4%以下。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探底过程，似乎中国经济自己有个增长的底线，到了底线就会反弹。而我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底”不是自己能定的，至少对于明年来说，影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会越来越转向海外，要看国际危机的爆发程度会有多剧烈。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在大国经济中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度，闭起门来只研究自己的“底”在哪，肯定是说不清的。

　　中国经济增速自2007年以来就已经进入了下行通道，到2011年开始显著下行，其原因都是在国际危机爆发后，失去了国际需求支撑。但是中国本身所蕴含的经济结构矛盾，即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却使中国经济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城市化而释放出巨大内需。如果有国内需求，不断走低的产能利用率就会提升，而且会引发出巨量的新投资。如果在未来十年通过推进城市化，把产能利用率从目前的七成提升至正常的九成，不用增加投资都可以把经济增长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因为工业占总产出的一半，工业设备利用率提升2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工业增速增长2个百分点，就等于总体经济增长率可以提升1个百分点，何况城市化还会催生新投资以及提升消费和服务业比重。所以，大力推进城市化，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率继续在未来20年保持9%的增速。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高增长期，而且把增长底线不断下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可惜的是，直到目前真正具有意义的城市化调整始终没有展开，宏观调控主要集中在货币刺激，改革主要集中在向企业放权和产权进一步市场化，即“混改”。企业获得再多的市场权利，没有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配合，增加的利润也不会自动拿出来给工人涨工资，反而会成为加重生产过剩的力量。美国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货币供给增加了4万亿美元，GDP增加了1.6万亿美元，可工业产出却只增加了700万美元，可见货币并不能推动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不赚钱，给再多的货币也流不进去。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企业生产越多赔钱越多，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只能是不断下降。所以，在美欧日，增加货币供给解决不了实体经济问题，中国也是一样。不同的是，中国有实体经济的调整空间而美日欧没有，所以未来20年，世界上只有中国仍能处在力量扩张期，我们期盼大调整能尽快到来。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