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杀人竞赛”刽子手伏法记(图)(5)

　　野田毅（左）和向井敏明（右）被国际宪兵抓获后拍摄的标准照。 本版照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另一把凶刀

　　1948年1月27日，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起大幅布告：“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罪证确凿，业经本庭依法判决，各处死刑，遂于本月28日正午12时，由检察官将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3人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以昭炯戒，合丞布告周知。”

　　次日一早，残雪初晴，南京市万人空巷，从市内通往雨花台刑场的道路上站满了中国军民。人们要亲眼看看，能以杀人为乐的这三个人究竟是人是鬼；人们更想亲眼见证，这三个人为自己欠下的累累血债做出偿还。

　　1948年1月28日12时，三声枪响，结束了三个罪孽深重的生命。

　　三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可以肯定，在日寇践踏蹂躏中国的漫长的14年中，类似的杀人狂魔绝不止这三个。还有多少把日本军刀，被中国人的鲜血浸透？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台湾“国军历史文物馆”展出了一把日本军刀，刀柄上用日文刻写着“南京之役杀107人”。刀刃已经残缺，显然是砍杀过多所致。这是当年侵略者炫耀自己杀人成果的罪恶印记。这把刀的主人是谁？

　　数字上的接近让很多人猜想这把刀就是向井敏明或是野田毅使用的凶器。然而研究者考证的结果并非如此。

　　“百人斩竞赛”中，向井敏明杀了106人，野田毅杀了105人。现在的所有资料，都没有留下对两人所用军刀去向的记载。

　　向井敏明使用的军刀是一把名叫“关孙六”的日本名刀，野田毅的佩刀虽然无名，却也是一把家传的宝刀。刀在深刻影响日本民族性格的“武士道精神”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关孙六”和“家传宝刀”都会有特殊的印记。而“南京之役杀107人”之刀，只是一把普通的日本军刀。

　　原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会长高兴祖查到了那把刀的来源。1945年冬,时任国民党第16军22师辎重兵营营长的余鸿成奉命去河北定县接收日军第一旅团的全部军马。在军马移交完毕后,日军联络官代表向余鸿成上交了10把军刀。事后,余鸿成每把刀都抽出来看过,其中就有这把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刻有“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凶刀。

　　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所在的日军第16师团，在1941年已被派往菲律宾战场。日军军官从来刀不离身，可以断定，“南京之役杀107人”之刀的主人另有其人。

　　据余鸿成回忆,他看到这把刀上刻的字，登时觉得全身发冷。后来，他把包括这把刀在内的5把日本军刀上交了军部。这把凶刀被当时任16军中将副军长的魏炳文收藏,之后辗转带到了台湾。

　　魏炳文之子魏亮将这把刀捐献给了博物馆。据魏亮回忆，他小时候曾拿着这把刀砍树玩。碰撞时的震颤，让缠绕刀柄的丝线中震出了许多暗红色的微粒。长大后，知道了这把刀的来历，魏亮才想到那是凝结在刀柄上的中国人的鲜血。此后每每回想那一幕，仍不寒而栗。

　　“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凶刀，现在作为罪证陈列在博物馆中，寒光逼人。而它曾经的主人，又一个杀人如麻的屠夫，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他很可能逃过了历史的惩罚。

　　阴魂不散

　　“百人斩竞赛”这种人类文明史上的惨剧，原本该在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伏法的日子就画上句号了。然而55年之后，这段残忍的历史又沉渣泛起，上演了一幕要为杀人狂魔“恢复名誉”的丑剧。

　　2003年，“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的遗属向井千惠子等3人，以侵华战争期间报道“百人斩”一事损害这两名日军的“名誉”为由，起诉日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两家报社和原《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要求谢罪并赔偿3600万日元。

　　该案经过多次开庭，历经2年多的审理，终于在2005年8月23日，由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是以“无法认定报道内容系捏造”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宣判书指出“无法认定报道内容系捏造”的同时，居然表示“(‘百人斩’)作为历史事实还没有定论”。

　　“百人斩竞赛”是南京大屠杀具有代表性、象征性的事件。在日本，妄图否定“百人斩”史实的不仅仅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后人，而是大有人在。

　　日本国内，甚至形成了一个指称“百人斩竞赛”为虚造事实的“虚构派”。他们著书立说，试图从各个方面证实“百人斩”的不可能。

　　日本右翼“虚构派”的观点和所谓“论据”，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当时是战争，“战时和平时对‘残虐’的把握完全不同”，在战场上杀敌是正常的行为；“面对在钢筋混凝土掩体里端着枪的敌人，拿着日本刀是无法对抗的”，所以不可能是事实；《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是夸大表现；没有目击的中国证人；日本刀的“物理局限”，等等。

　　“这些说法没有一点站得住脚。”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程兆奇告诉记者。

　　从战争会带来大量人员死亡的角度说，“平时”和“战时”的确不同，但这并不等于战时对“残虐”可以放任。禁止虐待战俘的陆战法规早在1907年即已公布，对平民的“残虐”行为严加禁止，更是列强时代即已有的世界共识。

　　如果说《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夸大表现，选择杀人比赛这样的暴虐行径来夸大，也足以证明当时日本民族心态的扭曲。

　　至于“没有目击的中国证人”之说，其实无需一驳，能看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杀人凶相的，只怕都成了他们的下一个刀下冤魂。

　　对日本刀的“物理局限”，“虚构派”论述最为充分。

　　日本右翼主要认为日本刀“不是主力兵器”，只是“装饰品”和“工艺美术品”，“日本刀的致命缺陷是非常容易损耗，用一次就几乎成了废品”，“只有外行才会以为日本刀可以杀人”。

　　程兆奇指出，这实在是日本人对日本刀的“妄自菲薄”。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刀具，日本刀的锋利和耐用也是举世闻名的，更何况军刀。日本权威出版物《日本刀概说》这样评价：“日本刀的特色被公认为实用是因为不会折断，不会弯曲，而且特别锐利，特别耐用”。

　　当然，握在侵华日军手中的日本刀更是杀人利器。

　　“日本刀当然不能对抗掩体里的枪，但砍杀手无寸铁的战俘和平民却是异常锋利的。”程兆奇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百人斩”诉讼事件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侵略历史大肆“翻案”的一个缩影。就像军国主义在日本阴魂不散一样，否认侵华日军暴行的言行时常在日本出现。就在前不久，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还跳出来说“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

　　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一样，南京法庭对“百人斩”的判决，具有法定的严肃性、有效性和正义性。血写的历史和公理、正义不容改变，也不会改变。

　　当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曾在庭上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读来，也可以为“百人斩”审判做出历史注脚：“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