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汉德克:我不是罪人也不是伟人 是第三种人(2)

　　“当代作家中，唯有汉德克的作品让我感到最亲近、最理解、最爱读。”

　　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汉德克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一部分读者最早通过绿原先生翻译的《颠倒的世界》认识他，作为合集中的一篇，这首诗出现于80年代初期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抒情诗选》中。在戏剧的舞台上，上世纪90年代一小批热衷于实验戏剧的年轻人疯狂追随汉德克，孟京辉就曾表示汉德克是他的偶像，他导演的剧作《我爱XXX》便不难见到《骂观众》的影子。

　　而更多的读者则是通过汉德克与文德斯合作编剧的电影《柏林苍穹下》知道他。

　　“汉德克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当代作家中，唯有他的作品，让我感到最亲近、最理解、最爱读”，导演文德斯曾这样评价汉德克。他们的合作始于1960 年代，对美国西部片和摇滚乐的共同热爱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作为一部充满了哲学意味和冷静思索的影片，《柏林苍穹下》曾让文德斯获得1987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

　　汉德克还为文德斯改编了自己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小说中的主人公布洛赫曾经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守门员。一天早上，他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以为自己被解雇了。他毫无目的地游荡。偶然和电影院女售票员格达有了一夜之情，却无缘无故地掐死了她。他乘车来到边境上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匿起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最后驻足在一个守门员前，注视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扑住点球。这个凶杀案最终并没有结局，好像被遗忘了。

　　小说描写的焦点是布洛赫越来越多地受到感知的困扰。他没有能力把周围一个个物体、一个个人，甚至连自己的身体感受为一个整体。他从环境的每个细节中构想出一个个针对他本人的痛苦暗示或者一个个给他设置的陷阱。这些构想又迫使他实施一个个让人不可思议的、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行为。布洛赫是一个困扰于生存现实中的病态人，他的观察和感知是一个被追踪者的观察和感知。

　　在小说中，汉德克以其对语言文字精准的执念，以外在连续事件的极为细微的描述，传达约瑟夫·布洛赫注意力的偏差现象，小说中带有一股侦探悬疑的气氛。文德斯盛赞作品的句子衔接有如电影镜头般流畅自然，“每一个句子都极美好，句子排列的顺序突然会变得引人注目，这就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地方。一个句子如何从这处流向他处，那种写作的精确也足以给我拍片的灵感。”

　　由汉德克编剧的《歧路》是文德斯著名的“公路电影三部曲”之一。汉德克将歌德的作品《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搬到现代的德国，一个叫维汉的青年为了成为作家而寻找灵感，展开对德国的人文访问之旅。旅途中他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他们结伴同行，也得到了许多有关社会和人生的感悟。

　　有研究者认为，文德斯另外一部公路片《爱丽丝城市漫游记》也深受汉德克小说《短信长别》的影响，而汉德克导演的《左撇子女人》又是一部文德斯式的电影——汉德克原本想请文德斯执导，后者没有时间，他只好自己上阵。

　　世纪文景出版的汉德克作品《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是汉德克和文德斯合作过的同名电影原著小说。文学记录时代，相比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卡夫卡笔下的“变形人”，贝克特在舞台上塑造的“等待戈多”的人，在汉德克笔下，可以明显看到一个个“焦虑的”“游移的”人。

　　“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

　　汉德克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异类。

　　很少有作家能像汉德克那样拥有深沉的南斯拉夫情结，尽管他是一位使用德语写作的奥地利人。当西方主流媒体对南斯拉夫战争众口一词时，汉德克挺身而出，支持饱受谴责的塞族，这使得他已经到手的海涅奖被撤销，但汉德克不曾改变自己，仍然持续批判西方社会的战争观。

　　处女作《大黄蜂》便讲述了发生在南斯拉夫一座名叫克尔克的小岛上（现属克罗地亚）的故事。 而从《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1991年）开始，汉德克密集创作了多部与南斯拉夫或塞尔维亚有关的作品。

　　1996年，他前往前南斯拉夫旅行，将沿途所见所思写成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书中，他批评西方媒体误断了战争的起因与结果，以“语言毒药”蒙蔽公众，他将塞尔维亚归入巴尔干战争的受害一方——“一个孤儿，一个被抛弃的孩子”。这一观点引起了巨大争议。

　　1999 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汉德克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而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还退回了1973 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

　　2006 年3 月18 日，汉德克参加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令汉德克陷入舆论的漩涡。欧洲一些国家取消了他的剧作演出，德国北威州杜塞尔多夫市政府甚至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即便如此，汉德克一再表达他的坚定立场，“使我并不情愿、无能为力地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人，并不是我对暴力的厌恶，而是对权力的厌恶，权力把暴力转化为一种程序，正是这种权力使暴力看上去成为一种合乎情理的东西。”他说，“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

　　2008年汉德克出版了《摩拉维亚之夜》，相较12年前《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中的政治宣言所不同的是，新作中充满了“诗意的自我反省，汉德克仿佛要借此驱除前些年的恶灵”，《德国之声》评价道。对于一切，汉德克更多是旁观，而非亲自冲杀在前，南斯拉夫只能成为他的一个“情结”。

　　“我看到了他酗酒无度的模样，看到他无尽地饮酒把钱都挥霍掉，看到他打我的母亲。”

　　南斯拉夫情结，源于汉德克复杂的身世背景。

　　1942年，汉德克出生于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此地有德里纳河流过，又与斯洛文尼亚交界，因此生活着不少斯洛文尼亚人，汉德克母亲一家便是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在1991年前是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汉德克在这里度过了童年。

　　家庭生活对汉德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母亲在与他的生父相识时，后者已是有妇之夫，在母亲怀孕时，生父便离开了他们母子，后来，母亲嫁给了一个德国军人，也就是汉德克的继父布鲁诺·汉德克，这段婚姻将汉德克的母亲引入了痛苦的深渊，接受记者采访时汉德克曾这样描述那段记忆，“我看到了他酗酒无度的模样，看到他无尽地饮酒把钱都挥霍掉，看到他打我的母亲。我十一二岁的时候，能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的响亮的耳光声，我永远忘不掉这一切。”

　　早在幼年时，汉德克便从母亲那里听说两位在战争中身亡的舅舅的故事，他们在希特勒入侵斯洛文尼亚时是游击队员，后被强行送往苏联战场，为希特勒送了命。大舅曾在南斯拉夫的马里博尔（现为斯洛文尼亚的城市）学习农学。这两位素未谋面的舅舅是汉德克心头萦绕不去的影子，在他最重要的自传性作品《重现》中，汉德克化身为“弟弟”，前往南斯拉夫寻找他那同样学习农学的哥哥。

　　少年汉德克曾梦想成为一名神父，在天主教寄宿学校读了5年后升入高中，18岁时入读格拉茨大学法律系。格拉茨大学是奥地利顶尖的学府，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出过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1961年的诺奖得主安德里奇。汉德克在18岁时进入格拉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但他的心属于文学和艺术。两年之后，他开始写作第一部小说《大黄蜂》，大学第4年，他毅然退学，全身心地进行文学创作。又过了一年，《大黄蜂》出版，剧场文本《骂观众》首演，引起轰动。在汉德克27岁时，母亲自杀身亡，44岁时，养父布鲁诺·汉德克去世，而他对生父更没有什么感情，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汉德克已经18岁高中毕业了。29岁时，汉德克与妻子离婚，这段婚姻只持续了6年……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变故，汉德克却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创作，只是在创作时，他的人生经历让作品变得越来越丰富、厚重。如今汉德克已经从摇滚少年变成了一个留着胡子、头发蓬乱、戴着眼镜、目光坚定的老人。2012年12月，汉德克过了70岁生日，这一天奥地利驻法大使邀请汉德克的翻译们一起参加生日晚宴，席间，汉德克请20位各个语种的翻译家用自己的语言朗读他的作品片段，优美、深邃的语言像音乐一样流淌在空间里。这是一场音乐会一般的晚宴。大师才可能享有的生日晚宴。

　　写就《自我控诉》和《骂观众》时，汉德克只有23岁。在2013年，汉德克依然笔耕不辍。有些人，注定要走在时代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