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3)

　　专家解读之二

　　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考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兼评《历史的教训》一书

　　任建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杜兰特夫妇的《历史的教训》一书虽然只是一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他们有关人类文明史的一系列丰厚研究成果的高度浓缩和凝练。这本小册子提醒人们应当重视从广阔的历史、世界以及多学科视角看待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以及很多的具体现象，包括腐败和反腐败，非常值得人们仔细的研读并展开深入的思考。本评论将侧重于腐败和反腐败问题。

　　从历史、世界、多学科三个维度研究人类文明史

　　杜兰特夫妇研究的是人类文明史，试图要回答的是一些有关人和人类的深层次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第6-7页)。其研究方法具有多维性和广阔性。具体来看，主要是三个维度，即历史、世界和多学科。在每个维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广阔性。

　　首先是历史维度。杜兰特夫妇试图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纵深上来探讨人类的本质问题。在他们看来，仅停留在一个很短的甚至是较长的、很长的时期内，都很难看出人类的本质。在他们的研究中，从他们的历史纵深尺度来衡量，所谓的“人类历史”(人类产生以后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有文明记载的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第9页)，“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第17页)可见，他们试图延展的历史纵深是何等的广阔？

　　其次是世界维度。浓缩成《历史的教训》小册子的是杜兰特夫妇的多部原著，其中主要是《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共有11个分册，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从这些分册的名字就可见一斑，包括：东方、希腊、凯撒、基督、路易十四、伏尔泰、卢梭、拿破仑。恐怕给中国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关于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讨论，例如王莽、王安石、科举制等。可见其世界横向维度的广阔性。

　　再其次是多学科维度。威尔·杜兰特教授主要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当然，他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暂地研究过生物学。可是，为了探究人类本质问题，他采用了惊人地广阔的多学科维度，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门类。在每个学科门类中，又分别涉及多个学科，包括哲学、人类、宗教、伦理、种族、心理、历史、经济、政治、战争，天文、地理、地质、生物等。

　　不论是在重要研究问题的选择和聚焦上，还是为研究重要问题所采用的广阔视角以及方法上，都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正是因为杜兰特夫妇的研究选择了最为重要的问题，采用了如此广阔的视野和方法，因此，其研究所获得的一些结论：人类文明史提供给人类的教益，就具有重要的价值，至少值得人们去深思。

　　反腐的理想境界，即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正如书名所言，《历史的教训》一书主要的结论性贡献是关于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系列教训或教益，这些教益对人类未来的文明演进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鉴于本评论所讨论的重点问题是腐败与反腐败，这里仅涉及书中有关人类本质，主要是人性以及人类文明演进趋势方面的一些观点。

　　首先，作为人类重要本质的人性，具有双面性，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具有基础性，其变化是极为缓慢的，甚至在人类迄今为止仍十分短暂的历史上，还看不出它的明显变化。本人十分认同杜兰特夫妇的这些观点。

　　在讲到人类社会的战争、腐败、风气不良以及种种罪恶时，尽管杜兰特夫妇提及人性中的很多缺陷，例如，贪婪、自私、好色、骄傲、欲望等(第61、137、169页等处，这里的部分人性要素被作者归于积极层面，评论者并不认同)，但客观理性地看，人性具有双面性。人性中同时具有善和恶，好和坏，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他们认为，人性是人的本能所形成的习惯以及伴随着的各种情绪的总和(第45页)。在他们所列出的人的性格元素表(第44页)中，无论是关于本能、习惯还是情绪，都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进行了描述。人性中天然地、同时地具有这两个面向，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但这却是客观的存在。选择其一而否定另一面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因如此，本人一直认为，所谓东方儒家文明主张人性善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张人性恶，以及到底哪个正确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一定会有所改变，但人性的变化却是极为缓慢的。就已知的历史来说，人性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第45、167页)。这种人性的相对稳定性，应该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深层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人性改变了人类历史，而非历史改变了人性。或许人性的这种稳定性就源于人性的双面性特征。因为对立统一的东西，往往可以持久。

　　人性的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基础并不在于人的理想、价值之类的东西(第43页)。这些观点告诉我们，必须客观、辩证、理性地看待人性。对于那些可能对人类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界、学界和商界领袖们来说，尤其不能片面地看待人性，不应该试图通过改造人性来实现其社会变革蓝图。反对腐败，实现政治廉洁，应该说就是一个宏伟的社会改造计划，但也不应该试图通过彻底改造人性来实现。以反腐败的一个理想境界，即实现“三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来看，现实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前两个“不”，即使试图实现“不想”，也主要不是通过改造人性使然。

　　人类文明在不断地经历着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但从人类文明史演进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是较为肯定和明显的(第十三章)。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文明的许多层面，可能都进展缓慢、甚至看不出变化，例如人性、人类幸福，但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趋势是令人乐观的。为了解释这一文明进步趋势，杜兰特夫妇还给“进步”下了一个狭义的定义，即：人类增加了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第173页)。人类之所以能在生活环境控制方面有明显的提升，其手段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世俗制度(第77页)，二是科学技术(第168页)。在人类文明史上，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人类的世俗制度文明取得了日益丰富的成就，其中的杰出者即法律(或法治)、教育(第77页)和民主制度(第122-136页)。人类的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进步相互结合，使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程度即文明进步程度得以提升。

　　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和教益

　　腐败现象在人类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历史。腐败虽然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但深层的原因却主要是根植于人性，更具体地说，是人性中的消极层面，特别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欲望、好色、妒忌、攀比等等。人性变化极其缓慢的特点可能就是导致腐败现象十分顽固，人类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彻底铲除的主要原因。考察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腐败、贪污、贿赂总是延绵不绝。与腐败现象关系密切的社会风气(杜兰特夫妇使用“风尚”一次，见第169页)也是时好时坏，并未显示出向好的趋势。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具有长期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王岐山书记强调应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来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不能犯急性病(在2014年12月26日专家座谈会上讲话的一个要点)等，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正像杜兰特夫妇历经广阔时空和多学科考察后，认为人类文明，特别是在工业文明以后呈现出明显进步的趋势那样，人类在反腐败上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套用杜兰特夫妇给文明进步所下的定义，可以给人类的反腐败进展下一个定义，即：增加了对腐败的控制，或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个进步在工业文明之后，尤其肯定和显著。考察当今世界，尽管总数仍然偏少，但是的确有少数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香港)在防控腐败上，取得了质的进步，甚至可以称得上取得了反腐败的成功。亚洲的两个样板，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例子。在工业文明之前，这些成就是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坚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只要政治决心足够，战略、策略、对策合理有效，我们也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质的进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政政治”的宏伟目标。何以能够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进步？主要还是依靠“世俗制度”，通过实质性地推进法治和民主，改进教育工作，以及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微观制度建设上做出努力，我们也可以肯定地实现“不敢腐”和“不能腐”。那样，我们也就成功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反腐败和作风建设的“长期性”、“永远在路上”，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矛盾。仍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它们在3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不敢腐”和“不能腐”，但迄今为止，都毫无例外地保留了各自的高度专业的反腐败机构和队伍，每年仍都拨付可观的预算用以支持反腐败机构防控腐败的工作。即使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取得它们30年前就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绝对不能有短期行为的想法，而必须坚持长期性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因为强调“长期性”和“永远在路上”，就不去在短期内努力追求质的进步。我们理应以更高的效率、更小的社会代价实现这样的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