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6)

　　内容抢鲜读

　　政府与历史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对政府的形式提出异议。历史对所有的形式，以及政府这种普遍存在的东西，都会给予赞美。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如果这种力量遭到分割、削弱或者分散，它就无法行之有效，就像当年波兰议会采取的“自由否决制”一样。因此， 君主政体在黎塞留(Richelieu)和俾斯麦(Bismarck)主政时不顾贵族的抗议而实行的集权，一向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赞扬。美国联邦政府也有同样的权力集中过程；当经济活动不管州与州之间的边界，只能由某种中央权力来管理时，谈论“州的权利”是没有用的。当今，国际政府组织也在发展，因为工业、商业和金融跨过国界，具有了国际的形式。

　　君主制似乎是最自然的政府体制，因为它的权威适用于群体，就像父亲在家族中或首领在战士们中享有的权威一样。如果我们以兴盛和持续时间来判断政府形式，那么我们应该给君主制掌声；相对而言，民主制一直是其中的插曲。

　　罗马的民主政治，在格拉古兄弟(Gracchi)、马略(Marius)和恺撒(Caesar)的阶级战争中崩溃后，奥古斯都采用实际上的君主体制，实现了统治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即“罗马和平”(Pax Romana)，从公元前 30年直到公元 180年，自大西洋至幼发拉底河、从苏格兰至黑海的整个帝国，一直维持着和平。在奥古斯都之后，君主制虽然受到了卡里古拉(Caligula，37-41年在位，译者注)、尼禄(Nero，54-68年在位，译者注)和图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译者注)等人的败坏，但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涅尔瓦(Nerva，96-98年在位，译者注)、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译者注)、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译者注)、安东尼·庇护(AntoninusPius，138-161年在位，译者注)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ruelius，161-180年在位，译者注)等人。勒南(Renan)曾经说，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善良和最伟大的一批相继出现的君主” 。吉本(Gibbon)也说：“如果让人找一段人类历史上最幸福和最繁荣的时期，那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从涅尔瓦继承王位开始到马可·奥勒留逝世这段时间。他们保持统一的统治，也许是历史上仅有的把谋求人民幸福作为唯一目标的政府。”在那个光辉的年代，罗马人民都为自己享有的统治深感荣幸，而这个君主制度采取的是收养制度：皇帝不把皇权传给他的子孙，而是挑选能力出众的人，把他变成自己的养子，然后把他培养成对政府有益的人，并逐渐地把权力交给他。这个制度运行得不错，部分原因是图拉真和哈德良都没有儿子，而安东尼 ·庇护的儿子在孩童时期就去世了。马可·奥勒留有个儿子叫康茂德，因为马可·奥勒留这个哲学家没有另外指定继承人，他的王位就由儿子继承了；结果很快就引起了大混乱。

　　总之，君主制取得了中等的成绩。这个制度因为继承而引发的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和它的连续性和“正统性”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当这个制度采取了世袭制时，所带来的愚昧、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任和奢靡之风，可能要比高贵气质和政治家风范为多。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译者注)经常被视为现代君主的典范，但法国人民却因他的死亡而欢喜雀跃。现代国家的复杂性，让任何想控制它的单一头脑都归于失败。

　　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是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人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定期把一个少数赶下台，再让另一个少数上去。主张贵族政治的人认为，与依靠金钱、神学或暴力掌权相比，靠出身而当政是最明智的选择。贵族政治使一小部分人从勾心斗角而又让人精疲力竭的经济竞争中解脱出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榜样、环境、下层官职培养他们，使其能够胜任政府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特殊的准备，它不是普通家庭或一般背景可以提供的。贵族制度不仅是治国理政技能的摇篮，也是教养、礼仪、规范、品味的储藏和传播工具。看一看法国革命之后，道德、礼仪、风格和艺术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吧。

　　贵族鼓励、支持并且控制艺术，但是他们很少能够创造艺术。贵族们蔑视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喜欢生活的艺术，而不是艺术化的生活，从未想过屈尊受尽千辛万苦，而这通常是天才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也很少进行文学创作，因为他们认为为出版而写作是出风头和推销自己的表现。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现代的贵族中产生了无所用心而又浅薄的享乐主义，他们一生都是假期，将特权地位享受到极致，常常不拿责任当回事。一些贵族政体便是由此而没落的。从路易十四说出“朕即国家”，到路易十五声称“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也不过区区三代人的时间(约 90年，译者注)。

　　因此，当贵族们专权垄断、自私短视剥削压迫人民的时候，当贵族们盲目地迷恋祖宗之法，使得国家发展迟缓的时候，当贵族们把人力和资源消耗在争夺王位和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一类王侯将相间的游戏中时，贵族制的优点也不能挽救它。后来，受排斥的人民在激烈的反抗斗争中团结了起来。新的富人阶级与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的贵族，断头台上砍下了数千贵族的头颅。于是，民主政治开始取代了这种人类历史上的恶政。

　　历史会替革命辩护吗？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路德(Luther)勇敢地与天主教教会决裂，而伊拉斯谟(Erasmus)则希望有耐心的和有秩序的改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支持法国大革命，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则要捍卫“成规”和连续性，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有些时候，就像 1917年的俄国，顽固腐朽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去瓦解。但大部分时候，由革命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不通过革命而通过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也能实现。在英语世界，美国没有经历任何革命也变成了一支主导的力量。法国大革命使控制着财力的商人阶级变成统治势力，取代了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19世纪的英国，却没有经历过流血牺牲，甚至都没有打扰到民众的日常安宁。与过去断然决裂，会导致狂热的行为，接踵而至的可能是突然的横祸和毁灭。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 其传统的延续。在任何情况下，链条一断，就会招致疯狂的反应，就像 1792年 9月的巴黎大屠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