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谈中国教育焦虑：为考试死记硬背 把人教傻(2)

　　被当成“活神仙”的“三陪老人”

　　七都镇党委书记查旭东说，自2006年定居大学堂，南怀瑾6年来公开授课50余次，听者无数，但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6月，获邀采访大学堂毕业典礼的台湾媒体记录了南怀瑾三次公开出现的场合，“记者只允许遥听、遥望南怀瑾的言行，不准近身采访或摄影，连拍照都是数度沟通，答应不使用闪光灯才放行。”有读者据此评论，“南老都快与世隔绝了！”

　　每晚6点的晚餐时间，南怀瑾准时出现在餐厅。用餐时，身旁坐着两岸三地的求见者，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来前先要预约，并经过南怀瑾身边工作人员把关方可，即使南怀瑾的儿子，也不是随便可以见到父亲的。

　　据上述媒体介绍，大学堂餐厅设两圆桌，每桌可坐十来人，南怀瑾主桌都是求见的企业老板或学者，另一桌则是弟子与媒体。当晚和南怀瑾同桌的人，有求发展的台湾药商，也有周瑞金。“除了谈论时下政局，企业家则多和南怀瑾分享产品，希望通过他的协助在大陆打开市场。”

　　饭桌上，南怀瑾一如往常闲适地抽着烟，喝着永远不变的两碗番薯稀饭。

　　尽管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显然他吃得并不顺畅。来客会抓住机会问各种问题，问神通、问官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把他当成了“活神仙”。

　　南怀瑾尽可能给人欢喜，不厌其烦回答各种问题。他笑脸迎客，“陪吃饭，陪聊天，陪照相”。临了，还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口。弟子的回忆中，站在门口的南怀瑾，“眼神满是不舍”。

　　没人知道他是否真的愿意变成“三陪老人”，他确有对此流露无奈，“见许多不想见的人，听许多不想听的故事，讲许多不想讲的话，做许多不想做的事情。”

　　四十多岁了，你还不回来学习？财迷一个！

　　南怀瑾的年龄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越来越多。

　　查旭东感觉到了南怀瑾的无奈。他定居吴江七都小镇，就是因为拜访者太多，必须去一个相对僻静又距离大城市不太远的地方。

　　可他没能如愿，同此前寓居香港时一样，大学堂的食堂成了“人民公社”，来者可“随便吃”。

　　“人民公社”门庭若市背后，他的“半个学生”练性乾却读出了老师的寂寞。练性乾在《我读南怀瑾》一书中提到，在香港时，南怀瑾餐桌便高朋满座，但能够和他真正对谈的朋友很少，“没有人达到他的境界，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于孟达的印象中，“南怀瑾饭桌”上，总是南怀瑾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讲话，“90%以上的时间都是他在说。”

　　看上去，这个博古通今的老人教化政商名流游刃有余。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雷泉，20年前率先在大陆引进南怀瑾著作。他记得，引入南怀瑾的第一本书《论语别裁》出版后，很多高层领导争相购买。

　　当计划引进南怀瑾第二部著作时，王雷泉倾向南的早年著作《禅海蠡测》，但出版社最后相中《历史的经验》，说这本书好卖。“这本书主要是介绍权谋之术、经世致用之学的，广受追捧。”王雷泉说。

　　用现代话讲，这本书是讲领导的哲学与艺术的。那个时候，二月河著的《雍正王朝》正风靡一时。

　　王雷泉说，南怀瑾曾自比隋朝王通，虽没能成为国师，却寄望通过自己的教化，培养一批类似房玄龄、魏征这样的名臣。这样看来，他虽然被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但讲的却不是于丹这样的国学版“心灵鸡汤”。

　　只是，南怀瑾对来客能听进去多少并不乐观，他以“白头宫女”自喻，虽闲话古今，也只“徒添许多啰嗦而已”。

　　在海航董事长陈峰组织的讲演上，被陈峰一口一个称为“国学大师”的南怀瑾刚开讲，便忙卸掉大师高帽，直言此生“一无所长，一无是处”。南怀瑾对这位有几分“江湖混混”气的学生颇为喜欢，但也不忘敲打两句。当着台下120多名海航高层，南怀瑾提醒一边口中念佛，抓起电话却骂人的陈峰，修行功夫“还没有入门”。

　　这位老人有时也会流露出急切。他多次劝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要放下”、“赶紧来学习”，这个族谱上比他小一辈的侄儿，每次都爽快应允，但总是绕不过公司事务。

　　2008年春节，南存辉去太湖学堂看望南怀瑾，南怀瑾很严肃地问：“你几岁了？”南存辉答：“1963年生。”南怀瑾追问：“你就说你几岁了？”“45岁了。”南怀瑾一声棒喝：“四十多岁了，你还不回来学习？财迷一个！”